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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土耳其嘴上说着要世俗化,其实身体却在伊斯兰化
2016-08-16 23:41   审核人:

别看土耳其嘴上说着要世俗化,其实身体却在伊斯兰化

近日,土耳其国会议长伊斯米尔•卡拉曼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候声称:“我们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有一部宗教宪法”,“世俗主义在新宪法中将没有位置”。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由于卡拉曼来自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因此卡拉曼的言论被认为是“正义与发展党”的观点,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反对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声讨与批评。首都安卡拉甚至发生了民众街头抗议事件,一些世俗主义支持者组成了“六月联盟”(2013年6月,当时大批年轻学生和世俗者曾经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时任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下台,笔者的一些土耳其朋友也加入当时的抗议游行之中),打出了“我们绝不要一个伊斯兰法和哈里发的宪法”的口号。

面对蜂拥而来的反对浪潮,卡拉曼很快就转变了语气,声明他要求废除宪法世俗化条款,只是表达了他的个人看法。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总理达武特奥卢也立刻和卡拉曼的言论划清界线,强调卡拉曼的讲话只是“个人言论”。埃尔多安说,作为国家,土耳其和所有宗教都保持同等的距离。达武特奥卢表示,世俗化原则在宪法修订后依然会保留。他同时也强调,虔诚的穆斯林不应当被歧视。达武特奥卢说:“在我们的宪法中,我们将为自由的世俗主义理念提供空间,但是这不包括威权化的世俗主义。”

卡拉曼的表态,让笔者想起近期埃尔多安针对联合国改革发表的一通“意见”,埃尔多安近日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的安排很不公平,用埃尔多安的原话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这段话既让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贴上了“基督教国家”标签,也留了个难题给世界:要是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是不是以色列这个犹太教国家也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土耳其国会议长卡拉曼

资深的卡拉曼

卡拉曼是土耳其国内著名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客,也是埃尔多安的重要盟友和“正义与发展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卡拉曼出生于1940年,在其年少时期,刚刚目睹了二战烈火的土耳其正经历着如火如荼的国内政治动荡,年轻一代的运动者希望能够打破由“共和人民党”和世俗主义者所把持着的日趋僵化腐败的土耳其政治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当时国内的右翼伊斯兰民族主义者。

而卡拉曼就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右翼年轻阵营领袖。年纪轻轻的卡拉曼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成为了土耳其右翼伊斯兰民族主义重要团体“土耳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后来的“正义与发展党”创始人和领导人、土耳其前总统居尔当时只是其手下的一个“执委”,而现在的土耳其总统、“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埃尔多安,在当时只不过是“土耳其全国学术联合会”中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卒而已。

卡拉曼的政治主张以及其本身的丰富经历和人脉,使得其在土耳其政坛尤其是右翼阵营中威信颇高,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卡拉曼参与、领导并组织了多个右翼伊斯兰民族主义团体和党派。在1996-1997年,卡拉曼成为当时埃尔巴坎政府中的文化部长,并且长期负责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党内负责文化事务的领导人。

不过很快,随着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土耳其军方决定进行干预。1997年初,土耳其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政治伊斯兰是土耳其共和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进而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采取有效的行动,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尽管土耳其军队并没有直接干预行政运作,但是很快土耳其的司法系统开始运转,土耳其总检察长乌拉尔以“繁荣党是反世俗主义核心”为由,向土耳其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缔该党。很快宪法法院做出判决,“繁荣党”被最终取缔,埃尔巴坎政府倒台,卡拉曼也一下子丢了职务。

不过很快,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就创立了“贤德党”,卡拉曼也随之进入该党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贤德党”继承了“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其成员中近半数来自被取缔的繁荣党,并且整合了其他党派的力量,在大国民议会下院拥有144个席位,一下子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1999年的土耳其议会选举中,“贤德党”再次表现不俗,成为了议会的第三大党。不过土耳其宪法法院再次给予“贤德党”以重击,2001年“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卡拉曼再次丢了职务。

随后的卡拉曼几乎远离政治,不再出现在土耳其国内的政治舞台中。不过由于卡拉曼本人德高望重的地位以及同埃尔多安等“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曾有的亲密政治关系,在2015年土耳其大选中,他也得以“东山再起”,并最终担任了议会议长的职务。一个“过季”的老政客,能够一跃再次成为议长,可见埃尔多安和卡拉曼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不同一般。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拉曼关于宪法“伊斯兰化”的言论会被认为是埃尔多安的真实想法。

世俗主义VS伊斯兰化

土耳其历史上的“伊斯兰化”声音其实一直存在。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于“一战”之后,1924年,执政地位刚刚稳固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宣布废除象征着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的“哈里发”制度,并且关闭宗教学校,将宗教基金充公,开始实行世俗化。面对土耳其国内宗教团体的反抗,土耳其军队成为了坚决的世俗化捍卫者,以武力强行保卫土耳其世俗化进程。

凯末尔所推行的“现代化”进程,是以一系列激进的政策在短时期内完成的。这就必然涉及到对土耳其历史认知的重新建构和对土耳其身份的重新刻画。曾经的土耳其语被重新以拉丁字母代替了阿拉伯字母,而土耳其历史上曾有的“奥斯曼帝国辉煌”被谨慎的筛选,以构建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元素。这种重构,必然面临着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存在人为“建构”而导致的被“解构”的风险。

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国父

比如土耳其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曾经取得了著名的“库特大捷”,一役迫使英国军队近13000多官兵投降。但是这次战役的土耳其军队指挥官努尔丁在凯末尔推行的“服装改革”中,拒绝摘掉自己的“费兹帽”而戴上“西洋礼帽”,结果引得凯末尔不快而遭到了一定的迫害,这段辉煌战史也最终尘封。也正因为如此,当近些年这段历史重新被研究和热捧之后,凯末尔主义也就容易成为“奥斯曼荣誉”的对立面。这种风险必然随着土耳其社会变化的不断发生而酝酿和发酵,产生新的身份裂痕,最终影响土耳其整个政治稳定。

这种新的状况,在“二战”后开始显现。随着土耳其国内政治秩序安定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化和阶层矛盾也开始显现。1950年土耳其民主党通过选举正式上台执政,打破了土耳其“共和人民党”长期“把持朝政”的一党独大局面。土耳其民主党反对之前“共和人民党”时期对于土耳其社会的过度干涉和控制,希望能够以自由政治来促进土耳其社会新发展。而与此同时,伴随着土耳其国内民众文化水平的提升,原先的“共和人民党”执政里“说教式”的政治管理再也不能为继。

也恰恰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土耳其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长期的“共和人民党”执政带来的政治僵化与政治腐败,使得传统的政治力量开始分化,决定未来土耳其政治的右翼保守主义者和左翼等力量都纷纷呈现。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国内的保守主义者力量迅速崛起,其对于国家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也逐渐明朗。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普通的市民和农民阶层开始用伊斯兰教作为争取权利的武器,同当时的资本势力乃至国家机器相互抗衡,这为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力量复兴提供了机遇。而土耳其工人阶层也开始组织起来,进行维权行动,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多个左翼政党。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土耳其左翼和右翼之间,往往会爆发激烈冲突。当时的土耳其左翼团体和右翼团体往往由于各自政治立场相差极大,相互的暴力活动不断增加。今天的土耳其重要反对党“民族行动党”的不少骨干,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领导过或者参与过与左翼团体的“街头政治”对垒。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抨击与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敌对,使得土耳其社会陷入巨大混乱之中。

在混乱之中,如果一个意识形态想要能够取得“主导”地位,除了单纯凭借武力强压其他意识形态之外,只能进行自己的改造,通过一定的妥协弥合各个阵营的需求与呼声。从上世纪60年代往后,包括“民族秩序党”、“救国党”、“繁荣党”、“贤德党”和“正义与发展党”等伊斯兰政治力量不断演变,在坚守“伊斯兰是公正秩序和纯洁的基础”的同时,承认了世俗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多元化,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得以不断的趋近土耳其的最高权力。

正发党上台之后,土耳其的伊斯兰化进程不断加剧

消失的制约

其实现代土耳其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对于“非世俗主义”或者挑战凯末尔主义的力量,是有着三重制约力量的。第一重就是土耳其议会,土耳其议会众多的议席设置,能够防止一党独大,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包括伊斯兰主义取得政权;第二重就是宪法法院和其他土耳其司法系统,这一系统往往能够裁决“违宪”,将某些具有伊斯兰倾向的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解散”;第三重就是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军队在土耳其历史上多次发动政变或者向政府施压,使得某些违背凯末尔主义的伊斯兰政治力量不得不低头。

但是这三重制约在2002年之后,受到了来自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巨大挑战。首先是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和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几乎在2002年之后历次议会选举中都以绝对多数议席统领议会,尽管2015年6月选举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是2015年11月选举中再次恢复强势,这使得其他反对党很难对“正义与发展党”形成制约;

第二重来自于宪法和司法系统的制约,则伴随着2014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以针对著名土耳其伊斯兰学者法士拉•葛兰为名,对土耳其司法系统的整顿而遭到极大削弱;

第三重来自于军方的限制,则伴随着2002年之后多次针对土耳其军队“政变”的指控以及军方人事调整,被很大程度上遏制。可以说,当前的“正义与发展党”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已经缺少了制约因素。

也正是因为没有了制约力量,当卡拉曼阐述了“宪法伊斯兰化”的想法之后,才引起了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极大不满和恐慌。也正是缺少了重大的制约力量,卡拉曼在面对汹涌的民意抨击之时,仍然能够“稳坐钓鱼台”,不用辞职,只管“道歉”就可以度过危机。土耳其的“伊斯兰化”,也许已经不可逆转,只是缓慢前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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