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探析

土耳其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探析

李 游 韩 隽

［内容提要］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是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彻底决裂的标志和政治权力斗争的顶峰。两者关系历史呈现戏剧性演变:最初面对参与政治的相似机遇与挑战，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分别选择社会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两条不同发展路径，此后因应对国家机构中根深蒂固的世俗势力的共同威胁而携手合作，世俗主义共同对手衰落后又因政治权力争夺反目成仇，最终正发党确立了政治伊斯兰的霸权地位。葛兰运动与正发党关系从结盟到决斗的历程，促进了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回潮以及政治秩序的伊斯兰化，实现伊斯兰运动内部发展的道路统一，同时突破了凯末尔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坚守的“监护式民主”威权统治框架，推进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伊斯兰运动内部及其与世俗主义的权力争斗，将民主运行机制工具化，侵蚀了民主制度的法治基础，最终加剧土耳其伊斯兰民主模式危机。

［关键词］土耳其 葛兰运动 正发党 关系

［作者简介］李游，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韩隽博士，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队中葛兰主义军官发动政变试图推翻民选正发党政府，正发党借政变之机对国内葛兰分子进行政治大清洗。政变导致超过200人死亡，10410人被捕，并有4.7万军人、官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因与葛兰运动牵连而被停职接受检查。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的政治权力斗争达到顶峰，政变成为土耳其两大伊斯兰运动的最后“摊牌”。考察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对理解政变原因，伊斯兰运动不同发展路径和历程，以及伊斯兰运动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影响都至关重要。

一、葛兰运动与正发党:伊斯兰运动的两条不同政治路径

(一)伊斯兰运动参与政治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上，世俗主义定义了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由军队、司法机关和官僚机构组成的世俗主义的国家“监护者”，自视为承担“文明教化使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现代化，通过控制清真寺和宗教教育积极主动监管全国宗教活动。宗教组织被法律明令禁止，但被非正式地允许在宗教事务局的监管下以非政治性的宗教基金会的形式运作。在此背景下，伊斯兰运动不仅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威胁，也是其文明教化使命的竞争者。但即使在世俗化最严格的时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也未销声匿迹。

面对这种与政权含糊不清的关系，如果伊斯兰运动参与政党政治，将会对社会产生意识形态影响力。具体来说，参与政党政治，伊斯兰运动将能接近并利用世俗主义国家机构，比如宗教事务局，进而通过这些机构影响整个社会。但是土耳其的自由民主并未巩固，几十年来，土耳其政治呈现“中心”与“边缘”二元特性。由一些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组成的政治“边缘”处理日常政治问题，而由“世俗主义监护者”所构成的政治“中心”守护政权，防止政治“边缘”从事体制规范外的活动。因此，“国家的监护者”多次以不同理由干预土耳其政治发展。例如，土耳其军队在1960年和1980年，以挽救民主反对亲伊斯兰的曼德列斯政权和以政治极化为由，两次发动政变干预政治发展;土耳其宪法法院也多次取缔反对世俗主义的政党。在此背景下，伊斯兰运动被世俗主义掌权的官方禁止，且被迫在宗教事务局监管下以非正式和非政治的形式存在，即使伊斯兰运动参与政治也只能获得一定政治权力和有限影响力，但参与政治也能赢取更多公共吸引力和新支持者。而不参与政治则能保护伊斯兰运动内部团结并规避国家过度干预。

总之，伊斯兰运动无论是参与政治还是远离政治都有代价。如果伊斯兰运动组建政党而不放弃其公开的伊斯兰要求，参与政治可能遭遇镇压;而如果不参与政治其发展又易受政治阻滞，因为拒绝体制内政治参与渠道，即拒绝参与政党政治，容易被怀疑试图以制度外方式推翻当前的世俗秩序，而且伊斯兰运动在政党制度外进行政治动员也容易遭到镇压。在此背景下，伊斯兰运动面临战略两难困境:组建政党参与政治体制内，不仅避免受到政府压制反而能利用国家机构拓宽其政治影响力增强社会吸引力，但可能被体制吸纳而丧失伊斯兰属性和公众支持度;游离于政治之外，有利于动员疏远政治的大众和维护组织内部团结，但可能会由于其未被承认的非法政治身份而被取缔。面对相似机遇和成本，葛兰运动选择了后者，即社会伊斯兰路径;正发党选择了前者，即政治伊斯兰路径。

(二)葛兰运动的非政治选择

葛兰运动由传教20多年的宗教学者法图拉·葛兰创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活跃。葛兰接受并继承新苏非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BediuzzamanSaidNursi)的思想，在实践中形成调和信仰与理性、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的思想体系，并积极探索宗教间对话的理论和实践。葛兰从宗教学校毕业后，开始在伊兹密尔地区讲经布道;为融入当地社会传教，他时常召集会议，组织学生夏令营，并在地方商人的资助下建立名为“光之屋”的学校和学生宿舍。媒体对“光之屋”颇具影响力的报道推动了葛兰运动进一步扩张，在“光之屋”中学习和接受宗教教育的学生许多来自贫困农村家庭，一些学生此后会自愿返回故乡或到农村地区传播葛兰运动。葛兰运动宣称其根本目标并非挑战世俗主义，而是通过建构土耳其新的伊斯兰教实现改造个人和社会，并且鼓励“志愿服务”(himmet)和服务于公益以加强社会联系。为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转型，葛兰希望利用教育传播知识，通过创立实力强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获取传媒话语权和经济权力以凝聚社会共识。由此，葛兰运动建立了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网络，包括学校、培训中心、大学、商业协会、社区组织、人道主义援助基金、医疗卫生机构和大众媒体，并有志于从内部改造国家机构使其遵从伊斯兰价值。

葛兰学校作为葛兰运动传播和扩张的主要载体，在全世界已经超过1000所，遍及五大洲，仅美国就有140所，独联体成员国约有200所。葛兰运动也乘上土耳其8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东风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络，成为土耳其最富有的宗教组织之一。葛兰运动旗下盈利的媒体公司包括7家电视台、7家电台、两份日报、一家通讯社和5种期刊。其金融机构包括厄舍克保险公司(IsikIn-suranceCompany)和阿斯亚银行(BankAsya)。其商业组织包括商务合作委员会(BusinessLifeCooperationAssociation)、土耳其商人和企业家联合会(Confed-erationofBusinessmenandIndustrialistsofTurkey)。学者杨恕认为，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境内迅速积聚力量发展，形成了“企业创造财富———资金投资教育———媒体宣传推动”的一条龙式的发展模式。由于主张信仰间对话以及其对土耳其文化在国内外发展的贡献，葛兰追随者被西方普遍视为温和穆斯林。葛兰运动庞大的社会网络和强大的影响力为未来向国家权力机构渗透和左右政治决策奠定了组织基础，尽管最初葛兰运动拒斥政治且一直未正式参与政治。

葛兰宣称远离政治从意识形态上符合其自下而上改造社会的理念。远离政治是一种更实用和谨慎的战略，通过摆脱世俗体制控制和不直接挑战世俗体制而能避免指控。葛兰认为葛兰运动不应该将精力浪费在政党政治中，而应该致力于通过教育为加强大众信仰开辟更多途径。葛兰运动以提供体制外教育渠道的方式动员被世俗体制边缘化的民众，即体现这种非政治方式改造社会的理念。远离政治有助于保护葛兰运动免遭政党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土耳其政治活动尚未完全制度化的背景下，因此也适合葛兰运动的组织特征。作为持续40年的伊斯兰政治运动和埃尔多安曾经追随的领袖，民族观念运动及其领导人埃尔巴坎在创建政党之初劝说葛兰加入其中:葛兰应该放弃儿童教育事业而与他一起投身政党政治，以改变土耳其的政治生态。但葛兰以防止极化的政党政治分裂学生为由拒绝了埃尔巴坎的提议。尽管埃尔巴坎试图团结伊斯兰力量，而葛兰则旨在培养下一代。而且远离不稳定和极化的政党政治有利于保护葛兰运动战略利益，即保护多年来为防止国家干预和维持自治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和获得的经济资产。

而且葛兰运动精神领袖之一的努尔西也建议其追随者绝不要进入政治领域，他将政治视为权力游戏、权宜手段和等级结构体系，并以亲身经历告诫后人参与政治将导致信众四分五裂，远离政治是为了保持组织团结和完整。据此，对葛兰而言，正式的政治制度只是改造个人和社会的一条路径，但非政治的社会运动将有转变社会的更多有效方式。

最重要的是远离政治被取缔的风险较小，因为葛兰运动将自身定位为疏远政治事务偶尔还支持执政党的“超越政治”组织。因此，葛兰运动也因不抵制

现政权而逐渐壮大。但是，葛兰也担心宗教被政治所吸纳成为政治的附庸，“宗教成为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工具，祷告变成某种政治仪式，无疑是对宗教和宗教神圣性的亵渎”。因此，葛兰宣称远离政治和直接参与政治。

(三)正发党执政

埃尔多安青年时曾追随民族观念运动领导人埃尔巴坎加入繁荣党。在埃尔巴坎领导的包括民族秩序党、民族救赎党、繁荣党和美德党在内的一系列亲伊斯兰政党参政遭遇一路挫折后，民族观念运动内的年轻一代领导人不再满足于伊斯兰政党被取缔后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接二连三地重新成立新政党;在寻求摆脱僵局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如果减少意识形态投入降低伊斯兰宗教调门和强调实用主义政策，也可能赢得议会选举。年轻一代领导人的变革思维并未取得老一代领导人的认可，当民族观念运动内一些年轻领导人被禁止担任领导职务时，双方矛盾达到顶点，埃尔多安为首的“改革者们”从民族观念运动中分裂以组建新的中右翼政党正发党。

正发党的成立既拓宽了伊斯兰运动的支持基础，同时其成为支配性政党和执政党也实现了政治伊斯兰自上而下影响国家决策的目标。2002年，正发党成为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党第一次单独执政掌权。随后正发党蝉联2007、2011和2015年议会选举，并逐渐巩固在议会的多数优势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权党”和独大党。正发党成长中，埃尔多安和其他领导人有意扩大吸引力以超越伊斯兰核心支持者，组建包含保守主义、其他社会伊斯兰运动、保守商人(即“安娜托利亚虎”)、自由知识分子和欧盟支持者在内的政治联盟。正发党同时通过政治宣言和实际政策确保不会触怒和挑战军队。

土耳其国内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为正发党在伊斯兰方向上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智力和道德支持。他们帮助正发党将政治宣传和动员集中于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向社会赋权等。自由民主主义者也为正发党与美国和欧洲之间就改革土耳其政治、经济体制达成共识搭建了桥梁。欧盟哥本哈根标准为土耳其以修宪和法制改革核心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基本框架、具体目标和步骤，政府的改革涵盖了从少数族裔权利、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到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经济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最终，作为伊斯兰政党执政15年，正发党推动了土耳其国力强盛，实现了政权稳固、经济繁荣、社会相对安定，正发党卓著政绩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再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回潮，尤其是羽翼未丰的正发党刻意扶植葛兰运动扩张以在世俗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机构中争取和巩固政权。

二、葛兰运动与正发党联盟

(一)葛兰运动的政治崛起

葛兰在1995年之前都还只是在宗教小范围内知名的宗教领袖，在经过媒体广泛宣传报道之后声名鹊起，并被视为尊重民族和国家的温和人物。由于不满于复兴伊斯兰教的繁荣党上台执政，土耳其世俗主义者和自由派转而赏识葛兰的温和伊斯兰运动。不认同激进政治伊斯兰主张的葛兰，被寻找现代温和伊斯兰领导人的民众和政治家推崇备至。他受到了许多当政者和反对派政治家的支持，比如坦苏·奇莱尔(时任总理和中右翼真理道路党领导人)、比伦特·埃杰维特(中左翼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希克梅特·切特(中左翼社会民主民粹党领导人)、胡萨迈廷·金道鲁克(时任土耳其议长)。1994年至1995年与上述诸多政治家的接触表明葛兰运动开始在社会网络之外积极建立政治联系。

葛兰运动的迅速扩张和积聚政治影响力也与执政当局的支持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葛兰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具有影响力，尤其是教育领域，两位前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和苏莱曼·德米雷尔帮助解决了葛兰运动在中亚国家设立学校的外交问题。值得官方信赖的是，葛兰运动尤其注意与被视为威胁世俗政权的伊斯兰组织保持距离，以避免与世俗政府对抗。比如，尽管葛兰会见了诸多政治领导人，但始终回避持极端伊斯兰主张的繁荣党。1998年该党最终因成为反对世俗活动的中心而被宪法法院取缔。

(二)共同威胁下结盟

尽管葛兰运动宗教理念温和行事风格谨慎，但其回归伊斯兰的理念仍不可避免遭到凯末尔主义和世俗主义势力的猜疑。1997年繁荣党领导人埃尔巴坎总理被迫辞职以及随后该党被取缔加剧了葛兰对自身安危的担忧。葛兰曾于1971年和1980年因散布伊斯兰思想和阴谋破坏世俗政权罪名两次被捕，在意识到军方和世俗主义者击垮埃尔巴坎政府后已将矛头对准葛兰及葛兰运动，葛兰于1998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以治病为名前往美国并从此定居宾夕法尼亚小镇，再未回国。

正发党“保守民主”和温和伊斯兰的自我定位，使其与其他伊斯兰政党尤其是激进伊斯兰政党保持距离。这也意味着葛兰和葛兰运动不必排斥正发党，实际上2002年大选中葛兰运动的大部分成员都投票给了正发党。正发党和葛兰运动都致力于通过逐渐削弱世俗主义者在公共领域的统治地位，缓解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紧张关系，为政治伊斯兰和公民运动争取活动空间。葛兰运动和正发党都避免与国家对抗，并选择参与其中。葛兰运动发起阿班特论坛(AbantPlatforms)，召集知识分子、社区领导人、记者和政治家共同调和伊斯兰、世俗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矛盾。许多伊斯兰改革主义者参与这些会议并与葛兰运动建立密切联系。借助该论坛平台，正发党获得了接触土耳其社会精英的必要媒介渠道，以说服精英们支持认同保守民主理念的正发党。葛兰运动为新生羽翼未满的正发党进行政治动员和积聚民意提供了组织基础。正发党声称抛弃激进伊斯兰主张和扩大其中右翼和中左翼政治基础也与葛兰运动的政治倾向一致。

正发党和葛兰运动同时面临世俗主义的共同威胁。尽管作为执政党正发党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影响力，但由于世俗主义对国家权力的严密控制，正发党难以将选举成绩转化为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尽管葛兰运动经过多年的基层活动建立了最强大的伊斯兰社会网络，但由于世俗主义者时常指责其伊斯兰威胁而仍然很难实现所追求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而且，执政后的埃尔多安需要引进训练有素的能者掌管官僚机构，而葛兰希望其社会势力延伸至强大的公共部门以影响关键政治决策。因此正发党和葛兰运动结盟是双方各取所需优势互补的现实政治需求与伊斯兰复兴共同目标联合推动的结果。尽管这两大伊斯兰运动从未完全信任彼此，但相互利益交换塑造了正发党执政初期的双方关系。为了平衡军方的权力和势力，两者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上引入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盟友，比如自由知识分子、其他温和伊斯兰团体和欧盟。加入欧盟的努力将土耳其以逐步削弱世俗主义者权力和推动虔诚中产阶级崛起为目的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合法化。

(三)世俗主义衰落

掌权后的正发党利用其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开始修改一系列法律和规则限制世俗主义势力的影响。为反击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势力和控制国家权力机构，埃尔多安及正发党任命葛兰运动成员担任主要关键政府职务，主要包括警察、司法、教育和健康等部门。而葛兰运动也为正发党统治国家和以警方力量密切监视军方提供了管理上的支持，并通过在教育、商业、媒体等领域的社会运动塑造公共舆论和观念以支持正发党。2010年修宪过程中，正发党运用其自上而下的政治影响力，改革关键世俗主义机构司法部门结构，赋予了议会在司法任命中更大权力。葛兰则支持并号召其追随者支持司法改革和修宪。

正发党利用选举多数抗争军方干政。正发党政府第一届任期内主要聚焦经济增长和加入欧盟，有意识地规避包括军政关系、司法改革和头巾禁令等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部分军方高级将领仍然担忧正发党侵蚀其政治特权和正发党的实用主义政策言过其实。土耳其军政关系在2007年迎来关键转折。当时正发党准备提名其创始人即外交部长居尔担任总统，世俗主义者发起抗议强迫正发党放弃和任命其他凯末尔主义者更能接受的人选。世俗主义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要求宪法法院撤销提名，军方也发动“电子政变”试图干预任命过程。军方担忧日益增长的宗教影响力将侵蚀学校教育、公共庆典等世俗生活，并强调选择忠于世俗主义总统的重要性。因为世俗主义将总统视为对内阁的关键制衡，尤其是对选举上任的伊斯兰政治家。正发党政府顶住压力，温和批评军队的“电子政变”违背民主原则，并以提前大选作为反击。因此2007年的大选不仅是对正发党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土耳其军政关系的全民公决。结果正发党大获全胜，居尔当选总统。这对于依赖总统、军队和司法系统等关键机构控制民选政府和政治权力的世俗主义是重大挫折。正发党在葛兰运动的协助下通过司法斗争清洗了国家机构中世俗主义者。2007年后正发党与世俗主义的政治斗争开始蔓延到司法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正发党针对军方和世俗势力发起了一系列名为“埃尔盖内孔案”(Ergenekoncase)司法调查和起诉。该案的涉案人员被指控阴谋推翻民选的正发党政府。亲葛兰运动的法官和检察官扩大涉案调查范围，将“埃尔盖内孔”描绘为非法的极端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已经渗透到军队、情报部门和警方中。

2010年，在一系列关于军事政变企图的机密文件在《塔拉夫日报》披露后，正发党又启动了一系列名为“大锤案”的独立调查和审判。“大锤案”涉及数百名现役和退役高级军官。世俗主义反对派谴责“埃尔盖内孔案”和“大锤案”受政治目的驱动，并质疑法庭证据的真实性，埃尔多安则坚决辩称审判是消除民主化进程中的毒瘤。在这场正发党与军方的斗争中，由于《塔拉夫日报》披露的档案暗示葛兰运动也沦为“埃尔盖内孔”网络破坏性活动的目标，葛兰运动强烈支持上述一系列审判。美国学者恰阿普塔伊认为政变企图的策划者是葛兰运动，其目的是打击反对正发党和葛兰运动的世俗主义者，著名警官哈内非·阿维西(HanefiAvci)和调查记者阿赫迈特·锡尔克(Ahmet爦k)所写的书中认为，这些案件真正目的是压制正发党和葛兰运动的反对派，该书还揭露了葛兰运动向国家机构尤其是军队和警察部门的渗透活动。

葛兰运动力挺正发党修宪控制司法机构。在居尔担任总统和占据议会多数的政治格局下，正发党已经掌控行政权和立法权，而两件大案也严重削弱了军方势力，最后一个世俗主义堡垒司法机构也在2008年被正发党攻克。2008年正发党面临被宪法法院取缔的风险，在最终得以幸免之后，正发党在议会通过一揽子宪法修正案进行司法结构和人事改革。2010年9月全民公决通过后的司法改革方案中，高等法院法官人数增加，总统和议会对法官任命的权力扩大。正发党认为修宪在于推进土耳其民主化，防止未来军方干政，并最终修补1980年政变后军事政权制定的宪法中的漏洞和缺陷。反对派则认为修宪目的旨在摧毁土耳其世俗力量，进一步巩固埃尔多安权力。葛兰运动间接游说支持活动，葛兰在全民公决前夕现身，强烈支持修宪和动员葛兰组织资源支持修宪。葛兰运动旗下媒体如《扎曼日报》(Zamandaily)、银河电视台(SamanyoluTV)投入大量资源对支持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

正发党和葛兰运动结盟有多重影响。正发党和葛兰运动结盟扶持葛兰运动急剧扩张。自2002起葛兰运动是正发党政府的关键支持者，尤其是2007年至2011年之间。葛兰运动一直自称为不支持任何党派或候选人的非政治性团体，葛兰将更积极地影响政治的方式定位为与所有政党建立“同样密切”的关系，从而修正了传统上的与各党保持“相等距离”的立场。另一方面葛兰运动在正发党的庇护下也获得了高速扩张和实力膨胀，居尔任外长期间，就曾下令驻外机构与国外的葛兰学校合作，在正发党政府的外交协助下，葛兰运动在134个国家开办葛兰学校，其贸易活动也获得了各种合法支持。葛兰运动的阿斯亚银行(BankAsya)曾一跃成为土耳其规模最大的参与行(ParticipationBank)，《扎曼日报》曾成为土耳其销量最高的报纸，葛兰运动的机构记者与作家基金会和阿班特论坛在促进地区政治、宗教对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埃尔多安也坦承曾经帮助葛兰组织扩张其教育和援助活动。

正发党和葛兰运动结盟也为政治伊斯兰创造了更多活动空间，并在坚守政教分离和世俗国家宪政秩序的前提下包容并保护宗教自由权利，进而悄然推动土耳其政治秩序的伊斯兰化，从任命官员、公务员到授予政府合同，在各领域全面解禁宗教信仰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和促进社会再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回潮。伊斯兰教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从女性穿短裙到酒类消费和使用避孕用品不一而足。土耳其清真寺数量从2002年至今大约建造了17000座，10年间宗教学校的学生翻了10倍。土耳其中小学更是实行强制性宗教教育。2017年1月土耳其教育部宣布的中学课程改革再次引发舆论争议，删减关于国父凯末尔的课程内容和清除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宗教保守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争论焦点。

正发党和葛兰运动结盟巩固了各自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加速两者在对手消失后的反目和权力斗争升级。葛兰运动的支持对于正发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推动了伊斯兰复兴，拓宽了其民意基础，而且有效打击了政治反对派，抑制了自建国以来就威胁伊斯兰政党的世俗主义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巩固了其对政权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对葛兰运动而言，两者结盟使其更直接和更便利地获得了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在多年保持低调和遭受政治精英怀疑之后，葛兰运动在正发党的支持下获得了复兴赢得了声望，并在行政部门、警察、检察部门和法院系统培植自己的势力。正发党与葛兰运动两大伊斯兰复兴运动，制服了过度活跃的军队并将其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开启了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黄金时代，逆转了土耳其的军政关系和教俗关系。但好景不长，葛兰运动通常以参照土耳其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促进民主化、人权和社会和谐等名义涉足政治问题，伴随政治斗争壮大的葛兰运动已经成为国家官僚机构中的霸权组织，尤其是在警察、军队部门。葛兰运动的扩张既在客观上对正发党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也被强势专制的埃尔多安主观上视为新的政治对手。

三、政治权力争夺中的冲突

(一)对手消失后的反目

从伊斯兰复兴理念来看，正发党与葛兰运动遵循不同的政治路径，葛兰运动自下而上通过公民运动逐渐向国家机构渗透完成社会改造国家的方式，与正发党自上而下经由政治参与掌握政权实现政治改革社会的路径有所不同，因此，在世俗主义威胁被边缘化两者变为政治主角后，将不可避免地迎头相撞。意识形态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但在葛兰运动政治野心膨胀和正发党政权掌控能力空前强化的背景下，权力的排他性和独占性必然决定了追逐政治支配力的双方对政治资源的激烈争夺。共同敌人世俗主义势力的消除也意味着正发党与葛兰运动联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双方可以追求各自利益和目标而不再必须相互依存。双方对库尔德问题和外交政策等关键领域的政策分歧以及对彼此意图的相互怀疑则深化了双方矛盾。正发党将葛兰运动视为难以控制的势力，并对其在教育、官僚机构、商业中的影响力感到不安。而葛兰运动则担忧埃尔多安企图巩固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力，利用国家权力控制葛兰运动的组织网络。

尽管葛兰运动和正发党都奉行亲西方的理念 ， 但在深层意识形态上差异明 显 。 葛兰强烈渴望融入西方 ， 希望通过加入欧盟来认同西方 ， 强调欧洲和西方 不是土耳其伊斯兰认同的威胁 ; 同时也认为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十分必要 ， 美国的霸权地位对于土耳其而言是有利的 ， 并要求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与伊朗 保持一定距离 。 但葛兰的西方立场与正发党执政时期秉持的 “ 新奥斯曼主义 ” 以及前外长达武特奥卢提出的 “ 战略纵深理论 ” 大相径庭 。 正发党的外交理论以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历史纵深和中东地缘战略纵深为基础 ， 强调作为伊斯兰世界积 极的参与者在中东地区以及邻近地区扩展影响力 ， 追求成为多极世界中的强国 。 达武特奥卢强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的霸权带有深刻的偏见 ， 无条件 亲近西方和强调世俗主义的观点必须受到批判 ， 美国对土耳其长期以来的外交 干预必须受到抵制 。 随着土耳其与西方战略摩擦增多 ， 葛兰运动与正发党之间关 于西方的深层认同差异浮出水面 ， 并直接表现为外交政策上的分歧 。 即 使在 2010 年修宪公决进行紧密合作 ， 双方还是在外交政策领域产生了公开分 歧 。 在土耳其和以色列蓝色马尔马拉事件中 ， 埃尔多安参加公共集会谴责以色列 ， 并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 在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刻 ， 葛兰却批 评土耳其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 ， 称政府应该为悲剧负责 。 葛兰运动担忧正 发党政府危害土耳其的全球形象 ， 破坏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 ， 指责正发党政府 在 “ 阿拉伯之春 ” 后支持埃及穆兄会和叙利亚反对派的外交政策 。 葛兰运动强 烈反伊朗立场 ， 也与正发党政府经济合作政治竞争的伊朗政策相左 。

葛兰运动对国家机构的渗透是正发党击败世俗势力后独掌政权的最大威胁和障碍。葛兰运动从专注于教育的伊斯兰运动演变为结合宗教理念与物质利益的秘密宗教政治组织，既与组织目标发展路径密切相关也是葛兰政治立场转变引导的结果。葛兰在1997年的演讲中对其追随者称，“你们必须嵌入体制内中枢组织而不让任何人注意到你的存在，直到你们抵达权力中心，直到条件成熟;你们必须等待直到你们掌握所有的国家权力，直到你们控制土耳其宪法性机构的所有权力”。葛兰号召青年葛兰主义者向国家权力机构进行隐秘性渗透直至最终掌控政权，“咬紧牙关隐藏自己直到你们成为长官，到21世纪时，土耳其将在我们的掌控中”。

葛兰运动政治野心的日益膨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侵入军队内部就已开始。葛兰运动的组织构成中，既包括和平的理想主义者也包括企图以渗透等非法手段达成目标的内部圈子。正是由于长期遭受国家安全部门如警察、军队和情报组织的敌视和迫害，葛兰运动需要渗透并制服这些机构，由此也形成了秘密活动的传统。葛兰运动为避开世俗主义者的监控会掩饰其活动，同时践行塔齐亚(taqiyya)原则:为控制关键权力机构隐藏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在正发党的帮助下，葛兰运动逐渐掌管了警察学院和警察训练学校，还将触角伸向了军队。2002年正发党上台后，在政府中任命大量葛兰主义者以防止世俗主义者发动政变。而葛兰主义者则在正发党的帮助下利用其在军方、情报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网络，针对军方、媒体和世俗主义主导的官僚机构发起一系列司法调查。其中“埃尔盖内孔案”中的首席检察官泽克里亚·奥兹(Zekeriyaz)和许多高级警官都是葛兰的追随者。2016年7月政变后正发党政府逮捕的葛兰运动嫌疑人就达10410人，其中包括287名警官，7423名军官，2014名法官和686名平民，而直接波及到的公务员更是高达8万人。尽管正发党有乘机政治清洗嫌疑，但葛兰网络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也可见一斑。2012年双方在国家官僚机构中的权力斗争开始浮出水面，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的一系列冲突标志着日益加深的裂痕最终导致两者反目成仇。

(二)政治权力斗争历程

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2011年。当时，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领导人、埃尔多安亲信哈坎·费丹(HakanFidan)与库尔德工人党代表在奥斯陆秘密会谈的录音泄露。2012年，亲葛兰运动的检察官传唤费丹听证。意识到葛兰运动的敌对行为是针对自己后，埃尔多安迅速推动议会立法保护费丹免于调查，随后便宣布国家内部存在非法“平行政府”，而葛兰正是该影子组织的领导人。有学者认为葛兰运动此举是担忧在库尔德和平进程中被边缘化。事后，埃尔多安解除约700名参与此次调查的检察官、警官的职务，双方关系迅速恶化。2013年“阿拉伯之春”背景下的加济公园抗议事件更加剧了双方矛盾。最初的环保抗议活动在警方的严酷镇压之后骤然升级演变为对正发党政府的抗议，埃尔多安将示威视为直接针对自己。事件中，葛兰同情和支持抗议者，批评政府严酷粗暴对待抗议运动。在事件中政治立场快速极化的背景下，葛兰运动批评政府的立场无疑恶化了两者间的互疑。2013年11月，正发党政府宣布一项包含将关闭所有高考补习中心的明显针对葛兰运动的新教育政策，严重打击和挫败了葛兰运动。学习中心一直是葛兰运动培养和动员新支持者以及经济收入来源的关键渠道和平台。关闭高考补习中心被视为直接和恶意的攻击，并成为升级葛兰运动和正发党紧张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而葛兰运动对正发党的反击则更为激烈，双方矛盾激化并在2013年末达到高潮。

2013年12月，正发党政府3名内阁部长的家人以及著名的亲政府商人因涉嫌腐败、受贿和洗钱遭到逮捕。正发党政府将此举定性为葛兰运动在警察和司法部门中的“平行政府”企图发动政变。2014年2月，一段涉嫌埃尔多安与其儿子腐败丑闻和非法行为的秘密录音被曝光。毫无疑问，腐败调查和录音曝光反映存在针对政府的重大阴谋。正发党政府立即展开强势反击，宣布录音带为伪造，葛兰运动试图推翻民选政府。数百名警官、法官和检察官遭到政府清洗。此后，正发党政府将早前针对军队和世俗主义者进行司法调查的罪魁祸首归咎于葛兰运动，并将葛兰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葛兰运动针对正发党高层的腐败调查导致双方结盟关系彻底破裂。官僚机构清洗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对葛兰运动商业和媒体产业的镇压。2014年10月，正发党政府指控葛兰网络的阿斯亚银行偷税、不符合金融透明的要求，鼓动该银行股东撤资和出售股份。2014年12月，警方突袭了葛兰运动旗下的银河电视台，逮捕总编辑和总经理。2015年大选前的10月，土耳其法院接管了柯扎股份(KozaHolding)公司，关闭了葛兰运动旗下的2家报社、2家电视台和1家广播电台，导致反对党被噤声。而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则是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的决战和集中矛盾的总爆发。

2016年7月15日，军队中葛兰主义军官发动政变，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控制了电视台、总参谋部和博斯普鲁斯大桥，随后挟持总参谋长，轰炸土耳其议会大楼。埃尔多安通过手机视频鼓舞人民走上街头反抗政变，并于次日抵达伊斯坦布尔。此后，参与政变的官员和军人遭到逮捕，政变部队全面投降，政府完全控制局势并开始肃清葛兰分子。未遂政变既是埃尔多安与葛兰的权力斗争“白热化”的结果，也是两大伊斯兰派别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的最后“摊牌”。

(三)正发党伊斯兰政治霸权

正发党与葛兰运动政治权力争夺中的冲突对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发展、正发党执政、土耳其伊斯兰民主模式和土美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发展方面，成为终极对决的未遂政变改变了伊斯兰发展轨迹，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发展的两条主要道路公民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完成并轨，葛兰运动遭重创在国内被取缔，正发党逐渐成为温和伊斯兰势力唯一的政治代表，解决了土耳其长期存在的国家世俗化与社会伊斯兰化的历史问题，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伊斯兰政治统一，以及伊斯兰内部的道路统一。政变后，正发党政府利用国家紧急状态下扩张的权力，迅速逮捕上万葛兰分子嫌疑人，解雇数万公务员、教师，关闭葛兰运动旗下学校、银行、商业协会和非政府援助组织等各种机构。许多个人和商人因过往捐款、杂志订阅、存款到阿斯亚银行和购买葛兰书籍而被指控支持恐怖组织。由于葛兰运动没有官方成员记录，葛兰运动参与者名单通常基于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的报告和民众的电话举报，搜捕行动实际已经变成政治大清洗。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外交官还积极游说世界各国关闭葛兰学校或转移葛兰运动的非营利性组织。土耳其政府强烈要求美国引渡葛兰，美国以证据不足一直拖延不决，政变后，葛兰运动在西方国家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但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则着手关闭葛兰学校和葛兰机构。葛兰运动的瓦解，不仅宣告在两条不同政治路径的伊斯兰运动的合作与竞争中正发党的政治参与最终取胜，而且成就了正发党垄断伊斯兰政治资源的霸权地位。伊斯兰复兴的主导权由正发党掌握，葛兰运动被边缘化。

但对正发党自身而言，反葛兰运动的扩大和滥用存在多重风险。由于葛兰曾与正发党高层联系密切，其与正发党的关系受到普遍质疑。反葛兰运动肆意扩大化波及普通公众，会削弱和消弭反葛兰运动的严肃性和正义性。在国际上，几年前葛兰和埃尔多安联盟时，土耳其鼓励世界各国支持葛兰运动。而现在埃尔多安却在联合国警告各国，葛兰运动通过学校和商业机构对各国构成威胁。这种前后自相矛盾使埃尔多安反葛兰运动的正当性在国际社会上流失于政治清洗的嫌疑。正发党政府一直自我标榜为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和伊斯兰教完美融合的典范，葛兰运动发动政变及随后的政治清洗将成为土耳其对外输出民主的污点和重要障碍。

从土耳其民主进程和政治发展的角度，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的权力斗争及政变清洗帮助正发党清除了政治霸权道路上的最后障碍葛兰运动，为此后修宪和总统制转型创造了政治条件，但也引发土耳其伊斯兰民主模式危机。政变中，埃尔多安以打击葛兰运动新型恐怖组织为名清洗政敌，变危机为契机，政权掌控能力得到空前强化，司法独立被侵蚀，反对派式微、媒体噤若寒蝉，土耳其逆民主化和威权统治趋向明显。葛兰运动发动政变所暴露出当前议会制政局不稳定的弊病，成为正发党不惜诉诸强制性单边修宪计划推进总统制进程的催化剂。政变后清除反对修宪的葛兰份子、反对派和异见人士也为顺利修宪和转向总统制提供契机。另一方面，葛兰运动发动政变侵蚀土耳其民主制度基础，加剧伊斯兰民主模式危机。土耳其长期以实现伊斯兰宗教和民主政治相融合的

“土耳其模式”引以为傲。正发党时期伊斯兰复兴和回潮与逆民主化倾向原本就在自我消解相对平衡的伊斯兰和民主融合。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的权力争夺和政治斗争既暴露出土耳其伊斯兰民主模式中伊斯兰运动内部分化和危机，也表明土耳其民主制度内在缺陷以及调和伊斯兰与民主的局限性。葛兰运动的政变削弱了民主机制的法治基础，直接反映土耳其民主化巩固阶段尚未完成，民主运行机制有待完善，民主价值仍未内化为政治文化和通过必要妥协合作解决固有政治矛盾的行为标准。相反，民主异化为正发党与葛兰运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实际将民主工具化了。

葛兰运动发动政变也激起了土耳其反美主义浪潮，加剧了土美关系紧张。尽管土美是北约内的战略同盟，但土耳其和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库尔德问题和叙利亚危机中分歧严重，政变和清洗深化了土美之间的裂痕。政变后，美国批评埃尔多安大肆逮捕葛兰运动嫌疑人的政治大清洗是背离西方法治、人权、自由等核心价值的反民主行为。而土耳其地方检察官则指控“CIA、FBI为葛兰运动文化中心挑选出的骨干分子提供各种培训。”埃尔多安威胁美国“迟早”要在安卡拉和葛兰运动中做出选择。美国方面则一直要求土耳其拿出“真实的、合法的、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作为引渡葛兰的条件。美国拒绝引渡葛兰再次激起了土耳其社会的反美情绪和和对西方的深度怀疑，恶化了土美关系。而土美关系恶化又推进了土俄和解以及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实践兼顾东西平衡的多元主义外交战略。

结 语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中长期存在社会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两大分支，在世俗主义高压统治下，伊斯兰运动面临参与政治的相似机遇与挑战，但因两者秉持伊斯兰理念不同和组织发展条件差异，最终葛兰运动选择远离政治通过社会改造国家的社会伊斯兰，而正发党选择通过参与政党政治以政府影响社会的政治伊斯兰。在面对国家机构中根深蒂固世俗主义势力的共同威胁时，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结盟应对世俗主义者挑战，不仅清洗了国家机构中世俗主义者，而且急剧扩张了葛兰运动在安全部门和司法机构中的势力，巩固正发党政权控制力。世俗主义共同对手消失后，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开始反目，经过一系列政治权力斗争，最终确立正发党政治伊斯兰霸权地位。葛兰运动与正发党关系从合作到斗争的历程为考察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从伊斯兰复兴运动视角，一方面，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的合作结盟，推动了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回潮以及伊斯兰力量的政治崛起。正发党时代从强调国家对宗教的管控的积极世俗主义到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消极世俗主义的转变，为解禁伊斯兰主义复兴提供政治合法性，实践正发党自上而下以国家影响社会的政治伊斯兰路径。伊斯兰主义者在宗教教育、商业网络、公民组织、大众传媒和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力，驱动进一步寻求政治影响并产生强烈政治诉求，完成自下而上以社会改造国家的社会伊斯兰路径。两条路径相向而行同步发展产生两方面重大影响，造就土耳其社会伊斯兰复兴坦途，合法化土耳其政治秩序的伊斯兰化。在与世俗主义斗争中，伊斯兰主义在政治上取得了与世俗主义平等地位，政治伊斯兰获得更多活动空间，其政治动员能力、政治合法性、政治参与水平、政权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全面提升。另一方面，两者反目内斗则改变了伊斯兰发展轨迹，两条路径社会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完成并轨，正发党的政治伊斯兰成为温和伊斯兰势力唯一合法代表和发展道路，由此解决了土耳其长期存在的国家世俗主义发展与社会伊斯兰主义发展相脱节的历史问题，实现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伊斯兰统一，以及伊斯兰内部发展的道路统一。最终土耳其伊斯兰主义不仅在社会中取得主导地位，而且在政治上获得多数专制地位。

从民主政治角度，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一方面突破了土耳其凯末尔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坚守的“监护式民主”威权统治框架，推进了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葛兰运动与正发党互动过程中，军方特权地位弱化，军人政治让位于民选文官政府，司法机构受议会制衡，世俗主义在国家机构中衰落，土耳其教俗关系中“边缘”与“中心”二元政治格局得以修正，监政、干政、专制等威权因素逐渐消除，凯末尔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在社会和国家相继淡化。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已经从对伊斯兰的工具化利用向伊斯兰的日常政治转变，在民主政治的参与进程中逐渐适应了选举机制的规则，伊斯兰政党也逐渐和世俗体制相适应。通过拓展政治参与渠道，伊斯兰主义者在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实现与世俗主义者平权，政治伊斯兰的政党政治活动获得历史性的合法性并史无前例的取得选举霸权地位，民主政治的多元主义发展有效推进。另一方面，伊斯兰运动内部及其与世俗主义的权力争斗，侵蚀民主制度的法治基础，异化民主价值，工具化民主运行机制，最终加剧伊斯兰民主模式危机。葛兰运动与正发党结盟，运用议会多数、三权制衡、修宪改革和全民公决等合法民主机制，其目的主要为共同应对和清除官僚机构中的世俗主义势力，实施政治渗透和强化政权控制力，而非基于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相反，民主机制工具化后果是民主价值异化和民主政治文化培育土壤荒化。伊斯兰运动以政变这一极端形式引爆内部权力争斗，反映民主制度结构缺陷和运行无效，揭露土耳其融合伊斯兰与民主的局限性以及平衡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脆弱性。

从与西方关系的视角，作为亲西方的跨国性宗教网络，葛兰运动在中亚、欧美和非洲扩展影响力和组织机构获得了青睐现代温和伊斯兰的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并成为美土战略契合的宗教表现。正发党以欧盟哥本哈根标准为修宪实践和民主改革方向，也赢得了内部自由民主主义者和外部欧美国家一致支持和赞赏。美欧对温和伊斯兰的相对认可也促进了土耳其社会伊斯兰回潮和政治伊斯兰崛起。但两者亲西方理念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正发党相较葛兰运动更加强调自主性、独立性和合法性的内在特性，成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内部分化和土美战略摩擦加剧的重要因素。葛兰运动针对正发党政府的未遂政变激化了土耳其反美主义浪潮和土美固有矛盾，旅居美国的葛兰成为埃尔多安心中遗患，葛兰运动陷落让美国丧失了制约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利器。

［收稿日期:2017年06月27日］

［修回日期:2017年08月16日］

［本文编辑: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