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安全新态势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互动与前景
李建荣 韩隽
摘要：自2013年以来，虽然面临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周边安全局势日益复杂化等不利因素，但中亚地区总体保持较高程度的社会政治稳定，非传统安全风险并未转化成实质性破坏力。这一方面得益于中亚国家对适合本国国情发展之路的探索取得阶段性成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大国支持和对保持本地区稳定的共识，毕竟作为一个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权力角逐场，外部因素对本地区安全稳定影响甚大。此外，一个新的对中亚地区安全走势可能构成深远影响的因素正在逐步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成功对接，并由此而获得的早期收益对维护本地区国家社会政治稳定，抵御外部风险发挥的正效应正在逐步显现，与此同时，相对滞后的中亚国家间合作也由此获得新的动力重新活跃起来，合作共赢的理念正在不断得到中亚国家的认同与实践，这或许成为这一长期处于安全脆弱期的区域获得长期稳定和平的新机遇。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合作；中亚安全
一、当前中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新态势
后撤军时代，中亚地区总体保持较高的稳定度。外界曾经预测的由于社会经济危机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大规模恐袭、“颜色革命”并未发生，正相反，仅从公开统计数据分析，近年来，中亚五国国内安全局势总体向好，这主要体现为。
（一）中亚国家政权不断巩固，执政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亚国家政局总体保持稳定，经历次贷金融危机、卢布危机的冲击后，中亚国家普遍采取措施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加强政权建设，不断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巩固执政基础。2016、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举行总统大选，权力交接平稳有序，新总统迅速掌握局面并开展工作。其余三国现任总统政权掌控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土库曼斯坦总统高票蝉联；哈萨克斯坦于2016年进行大规模政府改组并进行了旨在调整政治权力结构的修宪进程，根据新修正案，部分属于总统的权力将被转移至议会、政府，打造更加平衡的最高权力架构，有利于未来制度化权力交接的实现，祖国之光党作为政权党不断强化其政治地位；吉尔吉斯斯坦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则通过政府改组和修宪公投为总统大选执政党地位的稳固“谋篇布局”。在塔吉克斯坦，连任后的总统拉赫蒙通过司法、行政手段不断巩固其执政地位，目前塔吉克斯坦已没有公开活动的反对派。
乌兹别克斯坦因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国家体量和悠久的文化一直是中亚的重要国家。在2016年之前，相当数量的评估报告中将乌兹别克斯坦随时可能发生的权力交接视作一个可能引发这个国家内乱或动荡的关键变量，并预测由此在地区内产生负面连锁反应。谜底在2016年底揭晓——在卡里莫夫总统猝然离世后，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一场平静的选举顺利完成权力交接。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得到了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认可，并赢得了域外大国和地区强国的支持。其对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令外界瞩目，并为国家和地区注入新活力。乌兹别克斯坦权力交接进程出乎意料的顺利，令外界对中亚国家政治精英的政局掌控能力、治理能力和政治智慧有了新的认识，并因此提高了对哈萨克斯坦未来权力交接的乐观预期。2017年11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如期举行，这是继2016年政府改组和提前完成修宪后的重大政治事件，尽管投票率差强人意，但是选举本身的顺利完成以及大选后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平和，还是彰显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治发展正在步入一个新阶段——“颜色革命”正在远离这个国家，民众正在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客观的立场看待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政党在国家主流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凸显。
需要说明的是，在加强自身政权掌控能力的同时，各国纷纷加大社会建设力度，尽管出口受阻、2017年3月14日，哈萨克斯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迪伊索诺娃（TamaraDuissenova）表示：从7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共有200万人的养老金增加20％。11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签署《提高工资、退休金、奖学金和津贴发放标准》总统令，自2017年12月1日起，由财政预算支出的工资、退休金、奖学金和津贴发放标准平均上涨15%，以满足民众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对收入增长的需求。
总体分析，经过25年多的国家建设进程，中亚国家已经初步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权掌控能力和政府治理水平在不断提升，中亚五国政治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
（二）部分“传统”安全威胁呈下降态势
独立以来，边境冲突和水资源纠纷引发中亚国家间关系紧张并成为传统安全威胁根源之一。
2014年，吉塔边境就发生32起边境冲突，造成80多人受伤，2人死亡。2015年前10个月，吉塔边境地区共发生8起冲突事件。吉乌边境自2014年以来，频繁发生非法越境事件，冲突事件频发。2016年以来，在各方努力下，边界争端的频度和烈度均有所下降。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中亚国家对通过和平谈判尽快解决冲突达成高度共识。各方态度趋于理性克制，虽然相互批评时有发生，但是勘界谈判工作并没有因此停止，并不断获得小进展。
截至2017年，塔乌两国边界的90%已经得到划定，塔吉间国界线已划定519.9公里，仅剩396公里未划定。哈吉两国边界勘定基本完成。吉乌两国于2016年11月8-13日在费尔干纳举行的划定工作组会议中就56个争议地区达成一致。会议最终签署了相关议定书，并就在其余争议区域进行野外土地规划工作制定出进度计划。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界划分政府间委员会已举行两次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两国起草的边界划分方案，和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方案基础上签署两国最终边界条约的可能性，该方案将成为两国边界划分文件的主要副本之一。哈方于2017年完成边界勘察工作中的界桩树立任务。两国边界计划埋设1565个界桩，其中776个将由哈方树立。此外，哈吉双方代表就楚河和塔拉斯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国边境地区水利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交换意见。
2016年10月17日，吉乌两国经协商，边境通行制度得以放宽，乌兹别克斯坦允许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参加居住于其境内的亲属举办的婚礼或其他节日庆典。跨境人数也呈增长趋势，根据吉尔吉斯斯坦边防部门的消息，如果之前跨境人数每天约300人，协议生效后则超过1000人。在长期困扰地区内各国的水资源问题上也出现积极变化，乌兹别克斯坦不再执着于否决塔吉克斯坦修建罗贡水电站的计划，并积极与邻国开展水资源分配、利用等问题的协商。
近年来，中亚五国为了共同应对各类危机和挑战彼此间合作有所增强，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新任总统执政后，其所推动的一系列外交举措以及“邻居”们的积极回应使得一些“老问题”的解决曙光再现。2016年下半年，乌兹别克斯坦为“重启”与吉尔吉斯斯坦在各领域的关系派代表团访问吉国。两国针对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合作、边界问题、贸易和经济合作及农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前景进行讨论。双方于同年10月3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决定每月定期举行会晤，加强互访交流，进一步深化合作，双边关系逐步回暖。2016年11月底，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交通部门代表团经过谈判，最终决定正式签署复航议定书，将首先恢复杜尚别和塔什干之间的直航，也证明了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也就不同季节互换电力问题展开讨论。2017年11月10日，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在撒马尔罕签署关于哈、土、乌三国边界交界处协议。签署三国边界交界处协议是哈、土、乌国家边界划分工作的重要阶段，并成为加强三国领土完整、互相尊重和主权平等的主要支柱。
中亚国家间关系的这些积极变化使得地区内国家间的合作或一体化理想又重新被提起，虽然诸多问题的真正解决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三）地区“三股势力”遭到强势打压，短期内难有较大作为
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源自于外部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开始在中亚社会内部流传，苏联解体后，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和各国政府反应的迟滞导致这些思潮开始在本区域内快速传播，并成为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反政府暴力恐怖组织的思想动员武器与斗争旗帜。20世纪末，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快速蔓延的背景下，中亚地区的暴恐活动进入高发期。这引起了中亚五国政府的高度警觉，将极端主义思潮的传播视作本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并纷纷采取立法、司法、行政约束、学校教育、宗教教育、社会矫正等多途径综合治理。从地区内部分析，近年来对中亚国家非传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的除了宗教极端主义蔓延问题外，最突出的便是暴力恐怖分子“回流”问题。
“伊斯兰国”自成立初期便持续通过各种途径渗透中亚，且力度不断加强。2015年1月，“伊斯兰国”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并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获得立足点，获得当地的萨拉菲网络支持，并与跨境武装组织结成战略联盟。“伊斯兰国”通过分发或传播宣传册、在互联网上发布宣传视频等途径吸纳成员。在中亚各国采取严密管控措施的背景下，其宣传和招募活动仍十分猖獗。以哈萨克斯坦为例，2014年，哈国法院共宣布取缔703家非法网站，查获198份极端主义材料。2016年，哈国已经屏蔽2384个含有恐怖主义内容的网站。而“伊斯兰国”招募对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除将青年作为主要招募对象外，政府部门雇员、妇女、儿童也成为其招募目标。“伊斯兰国”曾在2014年发布的视频中显示，约20名哈萨克斯坦儿童在训练营受训。2015年5月，塔国反恐部队指挥官哈里莫夫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初，赴叙利亚及伊拉克参战的武装分子中约1000人来自中亚国家，而2016年人数上升至4000左右。
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中亚国家都在进一步完善前端预防举措，加大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主要有：加强出入境管控，切断与国际恐怖组织的联系。塔吉克斯坦当局对出境公民进行严格检查，公民出境应当向国家权力机关及当地执法机构明确解释出境目的。尤其是对出境家庭进行检查，防止塔吉克斯坦公民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邻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都第一时间选择加强边境管控，或暂时关闭与相关国家的边境，加强防范，以确保国内安全。完善相关法律，加大对恐怖主义的惩治力度。近年来中亚五国纷纷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条文，进一步加大对暴恐犯罪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惩治力度。事实证明，中亚国家采取的诸多举措已经部分收到成效。自2014年以来，中亚地区暴恐案件的发生率总体呈下降态势，各国发生暴恐案件总体控制在个位数，破坏性较低。
（四）地区安全前景仍具有较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从近中期分析，中亚各国不排除小范围的社会抗议或局部动乱，但类似中东地区国家的国内乱局也是极小概率事件，总体社会政治局势较为平稳。中亚地区目前的平静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国政府不断强化政权掌控能力和社会控制，并持续获得内外大国、国际社会支持的前提下得以保持。但是一些导致中亚地区国家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性因素并未得到有效消减。主要包括：
首先，个别国家发生政局动荡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中亚国家政局走势中不确定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哈萨克斯坦权力交接；乌兹别克斯坦大刀阔斧的改革能否有效提振经济；吉尔吉斯斯坦执政党与反对派在总统大选后的博弈；中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发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反政府势力结合并获取多少社会支持等。不可否认，中亚国家目前的政权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一种强制力加以保障的。中亚各国普遍存在任人唯亲、社会性腐败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部族政治团体、地域性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长期存在并有激化的可能，这些都有可能在未来导致个别国家出现局部动荡或大规模社会冲突。
其次，非传统安全风险依旧不断积聚。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首先来自于地区“三股势力”。虽然中亚国家对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势力都采取了坚决打击举措，但事实上，其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一些社会问题诸如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不公、族际关系持续紧张等因素已经成为中亚国家宗教极端主义思潮蔓延的“温床”。当然外部尤其是周边环境的持续恶化令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2016年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收缴或删除了超过11万份极端主义文件，包括网络上赞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残暴和自杀等文件。2016-2017年，有220多名人员因涉恐问题被法办。另有调查表明：有相当数量的来自中亚的圣战分子的招募是在俄罗斯完成的——由于缺乏工作机会，大量的中亚劳工移民前往俄罗斯寻找机会——在此过程中的艰辛使其更愿意从族群联系和宗教中寻求帮助与慰藉，并受到高额报酬的诱惑——这为招募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出现了零星的“内生”型极端组织，虽然实际发生的恐袭案件总量不高，但各国政府公布的提前终止的恐袭案件数量却在逐年上升。这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局势依旧严峻。
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变化是，中亚本土“三股势力”与“伊斯兰国”等国际新生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塔吉克斯坦专家贝克姆哈马麦德（QosimBekmuhammad）表示，主要由乌兹别克斯坦公民以及塔吉克斯坦公民构成的乌伊运及真主卫士等恐怖组织早已经被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塔利班等组织收管。而“伊斯兰国”的大肆渗透致使本土“三股势力”蠢蠢欲动，进而使中亚国家安全面临更为严重的威胁。2016年6月和7月，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市和阿拉木图市分别爆发恐怖袭击，造成多人伤亡。事后调查显示，这两起袭击与“伊斯兰国”有密切的联系，袭击者曾观看过“伊斯兰国”所发布的宣传视频。这表明“伊斯兰国”的宣传攻势对本土“三股势力”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强。
有资料显示，欲赴中东地区参战的塔国民众在过境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失败后，转而试图开辟新路径，经俄罗斯、伊朗最终抵达阿富汗，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尽管这一路径尚未打通，但若这一趋势成为现实，将进一步加大中亚国家的边境安全压力。
此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另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来自于日益猖獗的跨国毒品犯罪。根据联合国禁毒署等国际组织的报告，2017年阿富汗的毒品种植面积和产量达到历史新高，与阿富汗相邻区域内的中亚国家早已沦为毒品运输通道，与毒品犯罪相关的武装贩运、洗钱犯罪、腐败以及公共卫生问题对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康运行带来长期损害。2017年6月，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卡穆汉别特·卡西莫夫表示：2016年哈萨克斯坦缴获35吨非法毒品，其中包括120千克海洛因，并成功打击了11个贩毒团伙。他认为现在哈国毒品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近2-3年。跨国犯罪活动和权力寻租相互勾结成为中亚国家复杂难解的社会政治痼疾，损害政府的合法性，并为地区“三股势力”和外部势力提供可乘之机。
中亚国家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社会性腐败，这意味着权力寻租和大量的社会不公的长期存在，贫穷并不必然导致极端，但是对贫困扭曲的政治性、制度性解读则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组织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社会动员，煽动仇恨的主要手段，并为本土和外来暴恐组织在中亚的生存提供了社会土壤。
第三，中亚国家普遍军备不足难以独立抵御阿富汗安全风险外溢。自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出大部分战斗部队后，国际社会和地区内国家对阿富汗安全风险外溢的担忧与日俱增。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虽然近年来阿富汗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但悲剧并未真正发生。究其原因，一方面，形势所迫，阿富汗塔利班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发动或输出地区“圣战”；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和大国、国际组织开展密切合作，不断提升边境管控能力，加强风险管控的举措还是收到了成效。但能力的相对提升远不能跟上现实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机构在阿富汗“落地生根”并不断扩展地盘，越来越多被堵在境外的中亚南亚暴恐分子，从中东“流窜”聚集到阿富汗，其中既有车臣武装分子也有前中亚地区恐怖组织成员，其将阿富汗视作基地和跳板，目标则是中亚国家乃至俄罗斯、中国。脆弱的塔阿、土阿边境成为最有可能被突破的防线。2017年1月，塔吉克斯坦内务部长称，在阿富汗的塔阿边境上大约有1-1.5万名来自塔国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武装分子。除了塔利班与“伊斯兰国”之外，真主卫士、乌伊运也在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境上活动。中亚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因此持续升高。
第四，部分中亚国家关系趋于和缓的同时又出现新纷争。2017年末，围绕着吉尔吉斯斯坦大选，一向友好的哈、吉两国发生多场风波。10月10日，哈国大幅加强边境管控阻断货运，加强植物检疫和兽医控制。危机高峰期，吉国谴责因与哈国达成的1亿美元援助协议，造成边境检查站重型卡车拥堵，吉国商人因此蒙受巨额损失。此外困扰双方的伊塞克湖州卡尔基拉牧场分割问题也被不定期地提上吉国政治议程并导致两国政客的相互指责。2017年，吉塔间则围绕着有争议边界不断发生冲突，冲突还扩散至两国民众之中，被吉尔吉斯斯坦官方称为两国关系的毒瘤。如前文所述，中亚国家围绕着水资源、勘界、飞地等老问题的纷争的解决达成了原则上的共识并一直在朝着最终解决的方向积极努力，但鉴于这些问题本身的高度敏感性，解决的进程经常充斥着政客的算计、被民族主义激发起的民众的压力、甚至域外大国的介入，因此，不排除在此进程中，出现曲折反复进而影响政局稳定和地区安全。
除此之外，中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经历次贷金融危机和卢布危机后，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已经成为国家能力建设中的短板。当前五国普遍存在复杂棘手的结构性经济问题，经济转型远未完成，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差，财政状况不佳，经济安全较为脆弱。这对中亚各国开展社会建设造成极大的制约，降低了中亚国家抵御综合风险的能力。
独立25年以来，中亚国家的政局发展经常会出现令世人瞠目的急剧变化，潜在的“爆点”“燃点”较多，爆发危机具有不确定性甚至随机性。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亚各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特殊性（复杂性、不成熟性）导致；另一方面是困扰中亚安全稳定的一些长期因素从来都是内外交织，其互动和发展演变牵扯因素诸多。
基于上述分析，当前中亚安全新态势总体喜忧参半。一方面，一些老问题出现了解决的新曙光；另一方面，地区总体安全局势特有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在中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改变。
二、中亚地区安全新态势的主要成因分析
（一）中亚各国政府治理能力尚不足以独立应对诸多新挑战
近年来，中亚国家政局总体保持稳定，安全领域内总体可控，暴恐案件的发生率和社会危害度总体不高。这主要还是归功于独立25年以来，中亚国家在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和探索后，政府治理能力普遍有所提升。西亚北非发生变乱后，中亚各国普遍把不断强化政权安全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同时坚持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发展需要稳步有序推进社会经济改革，通过扩大开放积极引入外资，打击腐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维护基本社会福利安全网络，次贷金融危机和卢布危机相继爆发后，中亚国家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稳定国内经济和民心的改革举措，这些举措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民心。
当前，中亚国家已初步找到了适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的国家治理模式，但并不成熟。这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过于集中，政府任人唯亲现象长期存在且比较突出，多在家族内部、亲信之中、部族或地方性小集团内部传承、分配。2013年，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高票连任后，其29岁的儿子成为杜尚别市市长，长女则在前一年成为总统办公厅主任并当选上议院议员，总统自己则成为中亚第四位“终身总统”；土库曼斯坦总统的长子进入外交部任职；哈萨克斯坦总统的长女卸任副总理后进入参议院担任重要职位；乌兹别克斯坦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的两个女婿步入该国权力核心。吉尔吉斯斯坦大选并没有上演权力代际传承，但为了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党地位，党派斗争十分激烈，前任总统阿坦巴耶夫公开为其选择的候选人热恩别科夫“站台”，而大选后贿选丑闻令西方媒体难言沮丧之情。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中亚国家制度性、社会性腐败，民众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的有效投票率仅为56%，吉尔吉斯斯坦选民在大选中表现出的政治冷淡并不会有利于未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稳定。贫困、社会不公、地区间发展极度不平衡、腐败和跨国犯罪等社会问题如同慢性病侵蚀着各国政府的执政基础。
（二）乌兹别克斯坦的转变与乌哈共识的逐步形成
2016年末以来，中亚国家间关系的缓和与合作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邻居们态度的根本性变化导致的。作为一个双内陆国家，其与四个中亚国家相邻，并存在诸多争端。长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奉行灵活的多边平衡外交，对周边国家则保持有距离的外交，与邻居的关系并不总是很融洽。实际上，自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一度因为水资源纠纷、勘界问题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紧张，甚至爆发小规模边境冲突。相应地，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对区域合作或一体化进程并不热衷，对大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并不信任。缺少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区域合作是不完整的，一个和邻居总是龃龉不断的乌兹别克斯坦也不利于中亚地区稳定。情况在2016年底开始发生变化，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显然将积极发展周边外交作为新政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他频繁造访周边国家，密集展开双边磋商且成果丰硕：2017年3月，乌国总统先后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土乌战略合作条约》，决定在各领域加强联系并展开务实合作；在哈国，纳扎尔巴耶夫与米尔济约耶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加强邻邦友好关系的联合宣言。
两国政府还签署了2017年至2019年经济合作战略、两国地区间合作协议、两国国防部军事合作协议等７份合作文件。9月5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访问，实现乌总统26年来首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乌吉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在休会8年后重新召开，两国边境问题随后实现重大突破。同一年，长期龃龉不断的乌塔关系也有重大突破，4月19日，塔乌史上第一次商业论坛在杜尚别举行，双方签署20份合同，总价值超过3500万美元。6月28日，塔乌两国内务部部长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是两国内务部19年后的首次会谈。会议讨论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非法毒品走私等双边关系的问题。在两国共同努力下，塔什干与杜尚别之间的航路得以重新开通。2017年1-11月，塔乌双边贸易额突破1.1亿美元，同比增长85%。
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在整个地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中亚国家在经过26年的各自发展后，虽然个性更加鲜明，国家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但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合作不仅能够“抱团取暖”，而且从长远看能够为各国带来倍增收益。
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当前，中亚地区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方向，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主动选择。作为地处中亚中心的国家，中亚地区的稳定、睦邻和可持续发展与乌直接相关，“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中亚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和中心任务”。乌兹别克斯坦将坚定地通过对话、建设性的互利合作和加强睦邻友好来发展与地区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乌准备采取合理妥协的方式与中亚国家解决所有地区问题。
长期以来，至少部分囿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疏离态度和糟糕的邻里关系，中亚的区域合作推动力始终来自于外部，因此2016年末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变化或许将为中亚区域合作掀开崭新的篇章。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变化是中亚两个体量最大的国家乌哈的合作也随即进入新阶段，两国在区域合作方面达成的战略共识对整个地区的互联互通、跨国经贸合作提供了新动力。
（三）域外大国的战略默契发挥重要作用，但前景不明
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从来都不是中亚国家自己能够完全独立掌控和左右的。
这主要是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位置所致。无论是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安集延事件”还是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骚乱，大国的介入总是若隐若现。因此客观认识中亚地区安全态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准确把握大国关系的调整及其在中亚的博弈态势。自乌克兰危机后，美俄关系总体持续走低，但其地缘政治角逐的主要场域在中东、东欧甚至欧美国家网络空间，并不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美国自公布撤军计划后其对中亚的关注持续走低，投入也不断减少，虽然双边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和C5+1机制依旧运转正常，但是总体形式重于内容。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出台完整的中亚政策，仅仅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中亚的重视，以及将继续推进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远景”的相关项目，政策宣示与实际作为之间差距甚大。毫无疑问，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非常有限，鉴于目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焦点调整，可以预见至少在近一两年，美国不会大幅增加对中亚投入。这对中亚国家一方面意味着政治干预和压力的减少，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令其长期受益的平衡关系有可能被打破。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中亚五国最重要的直接外资来源和贸易伙伴之一。中国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债权国；哈、乌主要贸易伙伴，产能合作伙伴，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主要买家。美国投入的减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的投入不断增长，使得中亚国家客观上形成了政治、安全合作首选俄罗斯，经贸合作看中国的态势。无论是从睦邻友好周边外交原则出发还是从自身战略需要出发，和平稳定和欣欣向荣的中亚都是完全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愿意成为实现本地安全稳定繁荣的积极力量并以此为目的开展和地区内外国家的合作。
迄今为止，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已经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当然，在不同领域，中国的影响力和作用存在极大差异，并不均衡。在政治、安全及文化领域，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是俄罗斯。2017年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有了新扩展——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合作都有较大发展，同时，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功能都在不断深化。
后撤军时代，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态势趋缓，以及出于各自国家利益考虑达成的稳定中亚的战略默契对中亚近年来的持续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截至目前，美、俄、中在确保中亚稳定这一问题上最大的公约数源自阿富汗问题，中亚的动荡抑或“革命”对目前艰难维持的阿富汗局势无疑将雪上加霜，甚至会导致整个中南亚非传统安全局势的加速恶化。同时，三个大国都在本地区力推朝向不同的区域合作计划，这也需要安定的环境。但是这种战略默契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毕竟美俄关系并未解冻，特朗普政府又将中国界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历届政府对中亚的态度变化一直都取决于其主要竞争对手对中亚的重视程度。未来美、俄、中之间战略关系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中亚未来安全局势变化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早期收益助力中亚国家实现稳定与发展
次贷金融危机、卢布危机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对中亚五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有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出现直线下降，中亚五国对外贸易额普遍下降，外贸顺差大幅度减少，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本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物价上涨较快，个别国家外汇吃紧，不得不采取严厉管制措施。经济困顿使得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心理承受力急速下降，一向保持较高社会稳定的哈萨克斯坦在多地出现小规模抗议集会、罢工活动，各类犯罪案件有所增长。中亚国家急需稳定基本面，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基础设施，引进资金技术，发展新型制造业，寻找新经济增长点。
进入2017年，中亚国家并未完全摆脱经济困境，但各国主要经济数据回暖，并实现不同程度恢复性经济增长。没有一个中亚国家因为持续的全球和地区金融危机陷入社会政治动荡。这一方面得益于中亚国家纷纷制定危机应对计划，开展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改革，积极推进社会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中亚的推进，以及中亚五国成功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顺利对接，并获得早期收益也发挥着巨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投资、技术和项目在中亚各国落地，不仅给中亚国家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极大增强了中亚国家振兴经济的信心。
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建议，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框架下深化合作开创了新模式。之后，中哈率先试水，吉、乌等中亚国家都明确表达了对这一倡议的支持。中国承诺向中亚地区提供额外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通过公路、铁路、海运和航线网络链接中国、中南亚和欧洲。随着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启动，中国将成为中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投资者，以及中亚国家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建立本国的工业制造业体系的最可靠合作伙伴、支持者。这是当前中亚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最需要的。
目前，中亚各国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并将本国国家发展战略与之对接。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与中国开展合作。该国文化体育部文化科学研究院院长安德烈曾表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2014年11月宣布的“光明之路”，就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计划为基础，且很大程度与之同步。哈萨克斯坦计划同中国以双边的合作形式来实现这一项目，这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2016年9月，中哈政府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
吉尔吉斯斯坦高层多次表达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愿。2014年5月18日，中吉两国签订《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决定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深入推进务实合作。吉尔吉斯经济和工业部长科若舍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加快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将优先发展交通、通信领域，决定建设五条国际运输走廊：塔拉兹－塔拉斯－苏萨梅尔公路；比什凯－克纳伦－吐尔尕特公路；卡拉科尔－托普－凯根公路；奥什－巴特肯－伊斯法纳和伊斯法纳－胡占德公路，以及一条连接南北部的替代性公路，项目总成本4亿美元。除此之外，还计划推进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建设项目。
塔吉克斯坦外交部长阿斯洛夫表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国和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保障地区稳定繁荣创造有利条件，塔方将全力支持实施这一战略。塔中战略伙伴关系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在增进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双方应加强在安全领域的相互协作，扩大贸易往来，共同实施投资项目，深化教育和人文合作。塔吉克斯坦国家投资和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宣布，截至2016年底塔吉克斯坦累计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近31亿美元。中国投资占塔吉克斯坦投资总额的近32%（10.16亿美元）。2017年第一季度，塔吉克斯坦获得的直接经济投资约为1.3亿美元，其中60%以上（7600万）来自中国。
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在2014年8月访华期间，与中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宣言》，表示“支持并愿共同落实中方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将确定新的、具有前景的经济合作方向，进一步推动重点项目”。另外，两国还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2014~2018）》，以推动具体合作项目的落实。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吉纳尔·鲁斯塔莫娃指出，近年来，土方和中方在多方面都有交流与合作，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商品流通行业的增长，经济、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合作，人文沟通的扩大和加强，使得两国元首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土库曼斯坦支持世界发展与中国和平统一，也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关于建立丝绸之路经济走廊“一带一路”的构想。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2017年1月31日通过书面形式，发表了主题为《哈萨克斯坦第三阶段发展纲要：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国情咨文，他表示，哈中合资项目将为哈萨克斯坦创造超过2万个工作岗位。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2017年1-2月哈中贸易额增长了30%。据统计，目前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框架下，中国投资中亚各国51个新项目，价值280亿美元，其中3个项目已经实施，6个项目正在开发中，另有10个正在执行。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本世纪全球面临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所提出的、及时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地缘经济范式。它的成功，将为沿线国家的近45亿人口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同时为中国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丝绸之路计划的实施，为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实现全新的国际定位提供了可能。
三、争取最光明的前景：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的良性互构
从近中期看，中亚国家安全局势总体可控，各国社会政治局势也将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当然不排除个别国家地区发生较小规模的暴恐袭击或社会抗议运动。但从中长期看，中亚地区发生较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或类似西亚北非国家的变乱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最消极的前景主要涉及：1.中亚国家政府治理出现重大失误，政治伊斯兰组织或势力趁机做大，并发起各类抗议运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陷入混乱，这类似于独立之初陷入内战的塔吉克斯坦。这一场景并非危言耸听，目前中亚各国尽管采取多重举措，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蔓延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伊扎布特等国际宗教极端组织在部分中亚国家的活动和组织扩展始终在地下进行；在塔吉克斯坦遭到严厉查禁的“伊斯兰复兴党”并没有真正销声匿迹。各国政府所有的治理失误都有可能成为这些势力发展壮大的理由。2.大国将中亚重新作为角逐和博弈的主战场，中亚国家被迫站队，内部合作被迫终止，并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发生非正常权力更迭，引发局部动荡或混乱，“颜色革命”卷土重来；3.中亚国家步入新一轮权力交接时期，政治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各种政治清算撕裂社会，不同部族、民族或地域集团间矛盾突出甚至尖锐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迟滞，国家逐步陷入混乱。4.阿富汗安全威胁外溢，“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或新的跨国恐怖组织突破脆弱的国境线，进入中亚，制造恐怖袭击并刺激中亚地区内恐怖极端势力进入活跃期，进而导致中亚国家安全局势恶化。
上述4种前景是依据既往的研究经验，以及当前中亚安全局势新发展所作出的最悲观的预测，也是中、俄和中亚国家、上合组织竭力避免的黯淡前景。
众所周知，中亚地区作为亚欧大陆腹地的大国权力角逐场，其地区安全的实现与维护一直都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起主导作用。中亚地区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与本区域的长期安全稳定之间一直存在最紧密的因果关系。中亚五国独立后25年多的发展历程也无一例外证明这一点。
因此，一方面，中亚国家需要继续坚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继续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加强社会建设。在这一方面，近年来，中亚国家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各国纷纷出台了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民生发展规划，有国际机构预测，2018年中亚国家经济增长预期较为乐观。
另一方面，目前中亚国家面临的大量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这需要中亚国家之间，中亚国家与周边大国和域外大国开展更加紧密、富有成效的合作，不断增强现有双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实际效能。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精细化，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显然并不现实。中亚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独立之初五国无一例外地“倒向”西方，但一连串的教训使得中亚国家深刻认识到与西方打交道时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2005年之后，中亚国家无一例外地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政权安全、坚持多边平衡外交、不断加强社会建设等作为立国之本，同时，努力寻求在外力支援下，加快建设本国工业制造业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产业，推进均衡发展，以求尽早摆脱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被动弱势的局面。这无疑是实现社会政治发展与稳定的“治本之策”，是实现中亚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
当前中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严重缺乏现代工业制造业体系，经济结构单一，新科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国内产品市场十分有限，并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建设资金缺口较大。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但完全依赖西方世界的援助和支持，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毫无疑问，“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项目在中亚的逐步展开，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以及随即展开的实质性合作，为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谋求共同安全提供了新机遇。
近期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缓和，这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深入推进。中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过程中在经济、产能方面的合作远远多于其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但随着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中亚地区将会出现涉及更多领域的多边、高层次的合作。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认为，互信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建立的，合作是形成互信的前提[9]。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亚国家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互信将不断得以增强，合作范围将不断拓展，更有利于其共同应对地区安全威胁。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成功对接，以及深度合作的不断拓展，本区域完全有可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安全维护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我们自己和整个亚欧大陆腹地争取一个最为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