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制下土耳其大选: 多视角分析
曹鹏鹏 韩 隽 王 乐
［内容提要］2018年土耳其举行了“总统制”后的首次大选。此次选举是土耳其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国内的政治权力架构。通过对影响土耳其大选的三个变量，即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关系等多视角的切入分析，可较好了解总统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赢得此次大选的原因。未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生态将因中左翼势力的上升、威权统治及其“圈子关系”等变得更加复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失灵与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将加剧土经济治理模式的脆弱性，而库尔德问题的跨界与复杂性则会使得土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加之外交政策转型乏力，这些都将是埃尔多安新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关键词］埃尔多安正发党总统制土耳其大选经济政策
［作者简介］曹鹏鹏，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韩隽，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乐，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484(2019)01－0113－12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项目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新疆去极端化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010316A01)
2018年6月24日，土耳其同时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埃尔多安以52.5%的
得票率赢得总统选举，共和人民党候选人穆哈雷姆·英杰以30.64%得票率排名第二;在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分别获得295个和49个席位，两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共计获得342席，赢得议会600席的多数。根据2017年的土耳其宪法修正案规定，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修正案生效后，获得扩权的总统可以直接任命包括副总统和内阁部长在内的高官，而现行宪法下拥有更多行政权力的总理职位将不复存在。根据宪法修正案，总统还可以和议会共同选定法官和检察官高等委员会的4名成员，该委员会掌控着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命。此外，总统可以保留与政党的关系。由此，埃尔多安已成为高度集权的总统，这正应验了埃尔多安的一句竞选口号:强大的土耳其需要强大的领导人。
一、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赢得大选的多视角审视
土耳其大选之前，西方媒体一度并不看好埃尔多安能在第一轮便赢得大选。因为里拉贬值和通货膨胀的不利因素，成为埃尔多安选举中“阿喀琉斯之踵”。大选结果与西方媒体的误读使其充满戏剧性。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能够最终赢得这次大选，原因需从多视角分析、解读。
(一)多方优势稳定了选举结果
第一，国内反对党薄弱分散的力量难以与其抗衡。近年来，土耳其国内政治严重分化，反对党内部分裂、力量削弱，已逐渐被边缘化，国内政坛尚未出现能与埃尔多安相抗衡的政治人物，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的支持率远远落后埃尔多安。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提不出有效的施政纲领，支持率没有大的改观;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倾向强烈的政党，近年来与正发党维持合作，其善于利用民众情绪，展开选民动员，国内支持率一直稳定在10%左右。此次埃尔多安与民族行动党主席巴赫切利联盟，有助于扩大选民基础，营造民族主义氛围，将自身形塑为民族利益的代表，为埃尔多安赢得大选吸纳更多选票。
2017年7月，前土耳其内政部长梅拉尔·阿克谢内尔组建了土耳其新的政党
———好党，直言将与正发党开展竞争，但并未对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构成严重挑战。人民民主党是一支具有库尔德色彩的政党，埃尔多安一直通过库尔德问题压缩该党的政治发展空间，2016年11月4日，埃尔多安曾以涉嫌恐怖主义逮捕了人民民主党多位领导人，强化一党独大的局面。埃尔多安善于利用反对派内部的分裂和虚弱，在政坛上“合纵连横”寻求更广泛的支持。
第二，埃尔多安利用政治清洗强化政治掌控。埃尔多安通过打压军方势力来掌控文官政府与军方权力的一种相对平衡。长期以来，土耳其军方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将自身定义为超政府、超政党的力量存在，土耳其军队曾于1960、1971、1980和1997年四次干政，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埃尔多安清醒地认识到，正发党温和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具有的危险性和削弱军方势力的必要性。2003年8月7日正发党施行的民主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军队干涉文官政府的能力。2004年8月到2005年8月埃尔多安解除多名军方高级将领职务。2007年总统选举中，居尔成功当选总统确保了土耳其文官政治的有利局面。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更是加大对军方的打压力度，政变发生的两天内有2800多名军人因涉嫌参与政变遭逮捕，103名将领遭扣押，未遂政变基本结束了土耳其政治长期存在的双重主权，埃尔多安的威权统治得到进一步强化，土耳其政治生态随之发生深刻改变。
正发党执政初期，有伊斯兰宗教领袖之称的葛兰曾经作为埃尔多安的盟友，帮助其压制军队势力，但葛兰运动在土耳其政府、司法、媒体等部门的长期渗透，俨然建立起与正发党的“平行政府”，其势力严重威胁到埃尔多安的统治和威望。双方决裂后，埃尔多安开启了对葛兰运动的大规模政治清洗。
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对于司法机构强势干预与舆论媒体的管控也助其赢得大选。2018年4月14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将国家紧急状态再延长三个月的议案，这已是土耳其第七次延长紧急状态，而总统和议会大选也将在此次紧急状态期间举行。埃尔多安此次延长紧急状态，也是继续利用紧急状态法，确保其与正发党掌控选举的主动权和选举优势。在总统大选的背景下，土政府可以利用紧急状态的规定，对国内政治异己力量的媒体、非政府组织进行清查或关闭，强化任意逮捕政策，消除不利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杂音。在尽量控制关于埃尔多安负面消息传播渠道的同时，埃尔多安拥有正面宣传自己的“利器”———多甘媒体集团(DoganHolding)。该集团是土最大的媒体集团，在土拥有很强的舆论引导权。据外媒报道，埃尔多安控制着该集团多数股份，无疑有利于通过舆论引导争取更多民众对埃尔多安的支持。正发党政府还肆意扩大反恐法适用范围和压制言论自由，违背民主制中法治、人权、自由等核心价值理念，为选举服务。
第三，埃尔多安拥有稳定的民众支持率。从2018年土耳其主要总统候选人得票地区分布图中(见表2)可以看出，此次大选埃尔多安获得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63个省份支持。经济相对欠发达、农业占很大比重的安纳托利亚腹地是正发党的传统票仓，而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就成为难得的“红区”。传统意义上讲，正发党的选票多来自于工人、农民等中下阶层，但此次大选正发党同时赢得了不少家庭妇女的支持。早在20世纪90年代，埃尔多安竞选伊斯坦布尔市长时就曾提出妇女工作的重要性。而共和人民党的英杰得票率虽然达30.64%，其主要选票更多的来自于西部沿海发达省份的中上阶层，人民民主党的德米尔塔什的支持率依旧是来自于东南部地区的库尔德群体。
表22018年土耳其主要总统候选人得票地区分布
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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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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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哈雷姆·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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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尔塔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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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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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黑海地区、爱琴海地区等(63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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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马拉地区、爱琴海地区的西部沿海省份(8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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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地区(10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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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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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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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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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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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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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发展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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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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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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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rkish_general_election，_2018［2018－07－
22］。
(二)政绩亮眼赢得选民支持
第一，民生福利改善深得人心。埃尔多安在大选前一直注重打“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牌”。正发党执政多年来，在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不断扩大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保障国内底层群体生活，这使得社会底层成为埃尔多安政府稳定的票仓。自2003年实施的“医疗转型计划”，加强医疗卫生管理，将起初复杂和昂贵的保险系统简化为统一的医保体系。此一医疗改革赢得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大选前夕，正发党推出一系列扩大社会福利的政策，其中包括提高老人退休金、老兵抚恤金、工商业者福利津贴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文认为，正发党自2002年上台以来，开启了一个“福利援助新时代”。这种“收买人心”的做法为其奠定了囊括社会各阶层(学生、老人、残疾人和失业者等)在内的稳定票仓。据土耳其国内媒体报道，埃尔多安政府在2018年5月份拟实施一项耗资近6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和社会改革”计划，这项民生工程实质是为了选举拉票。在这个过程中，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充分利用了大量外资，这不仅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也促进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要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同时也刺激了国内消费。埃尔多安还就经济危机提出解决方案，包括将建立5个巨型工业区，提供10万个工作岗位，吸引约300亿美元投资，建设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大运河，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第二，经济稳步增长利于选举。埃尔多安政府大力推动改革，吸引外资，促进经济繁荣，土耳其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十几年，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这也成为埃尔多安执政十余年的基础。2011年，埃尔多安提出了“2023年愿景”计划。这一愿景包括到2023年即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清单。经济政策着眼于改善企业的监管环境，主要经济目标就是将土耳其从中等收入国家提升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5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使土耳其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根据世行提供的数据，2018年土耳其GDP为9098亿美元，位居世界17位。2011—2016年GDP增长率为6.7%，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跨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着眼于改善企业的监管环境，促进出口，降低通货膨胀率，吸引外国投资。这些切实的政策结果，改善了国内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能源战略奏效助推选情。正发党着力发展土耳其能源安全战略，积极推动全方位能源外交，打造其能源交通枢纽和能源走廊地位，试图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欧亚天然气、石油和电力等能源跨国输送的枢纽。目前，土耳其周边的中东、里海沿岸地区国家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占到世界上已探明的3/4，欧洲和东亚国家越来越依靠这一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土耳其处于阿塞拜疆、伊朗、伊拉克、土库曼斯坦和欧洲之间的地缘政治桥梁地位和世界能源贸易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方之间能源资源输送的重要中转站。②最近几年，其主要能源举措有:积极参与能源运输通道建设。如参与基尔库克—杰伊汉(Kirkuk－Ceyhan)石油管道项目、巴库—第比利斯
—杰伊汉(BTC)石油管道项目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TE)天然气管道项目等。这些项目的完成，使土耳其赢得了负责任和可信赖伙伴的美誉，并促进了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和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
(三)外交收益为选举增势
埃尔多安谙熟于内政治理和外交治理之间，以外交收益掩盖内政困境;又通过军事硬实力介入周边事务，对西方政治精英进行强硬回击，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外交作为工具来扩大选民基础。
第一，土耳其积极树立中东地区的大国形象。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土耳其在国际社会中并非强大的政治实体，但其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将其称为欧亚大陆棋局上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正发党上台特别是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凭借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独特的地缘位置、世俗化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一度成为中东的“民主样板”国家。其在“战略纵深理论”的指导下，改变长久以来亲西方的外交重心，致力于东西方平衡外交，重回多元并轨的现实主义外交上。尤其是在中东事务上不断加大参与力度，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甚至不惜得罪美国与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和伊朗积极改善关系。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土耳其致力于捍卫“政治正确”，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其目的是将中东作为自己的战略后方，增强在地区问题上的话语权，摒弃将自身定义为“侧翼国家”概念，谋求轴心国家，成为地区秩序的维护者和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第二，“幼发拉底河之盾”“橄榄枝行动”等为大选赢得外交红利。土耳其在大国关系和周边地区变动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土耳其利用叙利亚战场形势和美俄博弈态势的新变化，于2016年发动“幼发拉底河之盾”的军事行动，建立了叙土边界的“安全区”，与伊德利卜省的叙利亚自由军活动区域连接起来，获得了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2018年1月土耳其又发动“橄榄枝行动”，并于3月下旬打下了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地区，削弱了地区内库尔德人的影响力。美俄作为中东的相互博弈者，在地区问题上都有求于土耳其，土耳其正是借此通过多方行动获得了较为稳固的立足点和话语权。这也成为土耳其政府在选举中大肆渲染的重要成就，进一步抬高了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国内威望。
二、“总统制”下埃尔多安政府面临的多重挑战
尽管此次总统选举埃尔多安获胜，但受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就业不佳、里拉贬值以及选举政治的“钟摆效应”影响，未来埃尔多安政府仍将面临多重挑战。
(一)国内政治生态的变数凸显不稳定“胜利”
从近代历史看，土耳其传统的政治文化，其实是权力“集中”和“分散”的相互博弈。权力“集中”与“分散”，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土耳其传统伊斯兰身份与西方世俗化改革的相互交汇。而此次埃尔多安赢得实权总统的大选，重塑土耳其克里斯玛型统治的传统政治身份，无疑改变了土耳其的政治生态，决定着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领导的土耳其将重回“集权”的改革方向。埃尔多安对政权掌控力的空前强化，进一步稳固了正发党的执政党地位。
不过，由于土耳其国内中左翼势力呈现上升趋势，国内政治生态变数依然存在。此次大选，最大反对党中左翼的共和人民党候选人英杰在总统选举中得票率高达31%，该党在议会选举中也获11.5%的成绩，加之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没有单独获得过半席位，埃尔多安今后在议会中受到钳制的局面仍然会出现，土耳其国内政治演变的局面将趋向复杂，埃尔多安的强人政治虽得到空前的强化与稳定，但其威权统治又将政治脆弱性无限放大。
埃尔多安控制着土耳其国家几乎所有的关键职能部门，包括情报、警察、经济、外交政策、司法机构等，并利用这些政治资源，强力打压“政坛异己”。
2017年，埃尔多安在正发党内部进行大换血，伊斯坦布尔市长卡迪尔·托普巴斯(KadirTopbas)以及数个省份的省长均宣布辞职。在紧急状态下已经颁布了超过30条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在其残酷的实践中，法令使所有公民和政治权利消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禁止任意拘留、无罪推定权等。自2016年未遂政变到2018年1月9日，埃尔多安政府解雇了151967名公务员及学者，包括宪法法院大法官阿尔丹在内的4463名法官和检察官也被解除职务，关闭了3003所学校和189个媒体网站。埃尔多安的大规模清洗运动加大了政府的运作风险，政府内部效率严重受阻，司法机构等部分关键部门被具有严重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者把持。
埃尔多安新内阁重组后，其“圈子关系”更是加剧未来土耳其政治民主的脆弱性。埃尔多安女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BeratAlbayrak)掌握土耳其财政大权，阿卜杜勒·哈密特·居尔(AbdulhamitGul)和苏莱曼·索伊卢(Su-leymanSoylu)担任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作为埃尔多安的亲信，他们对于埃尔多安赢得此次大选功勋卓著。埃尔多安的首席助手卡西特·图尔罕(Cahit Turhan)接管交通和基础设施部，而每年土耳其的贪腐案件大多数都来自于城市和道路建设。埃尔多安控制着土耳其国家几乎所有的关键职能部门，而副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FuatOktay)的政治影响力则远逊于埃尔多安，政治角色仅限于政府的日常运作。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在其《2018年世界自由》(FreedomintheWorld2018)报告中将土耳其列为“不自由”国家。
(二)经济发展模式趋向政治化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经济增长迅速，土耳其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主要得益于该国私营企业多元化、公共财政强劲、银行业监管完善。但是，随着埃尔多安的威权政治对经济领域的“插手”，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严重削弱。土耳其耀眼的经济增长率隐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经常账户赤字、通货膨胀和巨大的资产泡沫都在增长，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和欧元的贬值似乎无法阻止土耳其疲软的经济局势。土耳其经济的持续疲弱，反映出国家经济治理的危机。经济发展模式失色，使之成为日益孤立的地区大国。正发党已在土耳其执政十多年，正是靠持续发展的经济成就。如今土耳其经济震荡走低，无疑成为影响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未来的最大负面因素。
2018年以来，土耳其里拉累计贬值已超过20%。土耳其经济统计部门6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土耳其5月的通胀率为12.2%，是新兴经济体中高通胀率的主要国家之一。6月的官方数据还显示，土耳其最新失业率为10.1%，青年人的失业率达17.7%。分析人士指出，里拉的持续贬值，也折射出近些年飞速发展的土耳其经济面临的诸多隐忧。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大部分土耳其制造业缺乏竞争力，在能源、电器、日用消费品等方面都需要进口，这导致土耳其本国货币地位持续走弱。2018年3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将土耳其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垃圾级，不看好土经济发展前景。此外，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里拉汇率下跌不休，土经济能否延续2017年的高增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深层次上讲，土耳其“经济奇迹”的失色，代表着埃尔多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治理实践开始在土耳其走向失灵。而经济增长是埃尔多安得以维持权力的根源，土耳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是影响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因素。埃尔多安一直致力于保持财政低利率，并坚持认为高利率导致了高通胀。因此与土耳其央行“意见不合”，多次向土耳其央行施压，要求在大选前削减借贷成本，以刺激信贷增长和基建。选前，埃尔多安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如果在大选中获胜，他将加强对经济的掌控，更大程度地插手货币政策，央行须听命于他。为了加强对央行及经济的掌控，2018年7月9日，埃尔多安颁布了一项新的行政法令，赋予总统任命土耳其央行行长、副行长以及货币政策委员的权力，即取消央行行长五年任期的限制，并宣布了新内阁，包括任命其女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BeratAlbayrak)担任财政部长。这意味着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趋向政治化发展，央行的独立性未来将受到更大挑战。
(三)库尔德问题的根源仍未解决
库尔德问题牵涉到土耳其国内族群认同与安全形势问题，国家认同危机系国内库尔德问题的根源。自“库尔德民主倡议”失败后，埃尔多安奉行的激进库尔德政策严重挫伤维系库尔德少数族群成员与国家间的心理纽带。埃尔多安政府长期否认库尔德的民族属性，不断武力镇压库尔德民族运动。土耳其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TESEV)2008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从地区到政府的建议》强调，库尔德问题本质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不是政府声称的安全问题，政府剥夺库尔德人特性并进行同化是库尔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虽然库尔德工人党从事大量的暴力活动，但国家的暴力活动更多。因此，库尔德人始终认为，土耳其这个民族国家从未真正尊重和认同过库尔德民族。而此次与埃尔多安组成“人民联盟”的巴赫切利及其民族行动党，更是具有浓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其曾多次严厉批评埃尔多安政府是“族群基础上的分离主义者”，容忍库尔德分离主义存在。
库尔德问题的跨界性又成为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关键性因素。未来的埃尔多安政府将继续在反恐问题上维持一种既保持一定介入又置身事外的立场。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长期存在的第一大安全问题。从“幼发拉底河之盾”到“橄榄枝行动”，再到近期土耳其出兵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可以预见未来埃尔多安将继续借助库尔德问题干涉地区事务，保持一定程度的军事介入，即在关键地区和关键时间节点上，通过打击国内外尤其是叙利亚、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控制区目标，来维持当地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伊斯兰极端组织及世俗组织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防止土耳其周边出现安全威胁区。
(四)土耳其外交的强势性与矛盾性
第一，土耳其外交趋向埃尔多安个人主义色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土耳其奉行亲西方的孤立主义外交，凯末尔关于外交的观点认为，土耳其将致力于成为现代、自由和世俗国家。20世纪90年代，厄扎尔上台以来，在与西方保持相互依赖的平等关系同时，开始强调对中东的政策。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逐步形成中等强国型的外交战略，而在外交定位上更趋向于多维度、多元化的平衡外交。埃尔多安赢得总统大选后，作为土耳其外交决策集团的核心，强势领导风格和虔诚的信徒心态又影响着土耳其的外交风向朝向更为多元自主的强势风格转型，其总统任期将是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关键时间段。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土耳其身份定位的重新建构和诠释确立了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也决定性地影响了土耳其对叙利亚的教派主义倾向和军事硬实力的介入方式。自叙利亚危机以来，土耳其依托强大的国力，其外交政策的干预性、扩张性在叙利亚危机中显得有的放矢。2002年，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致力于依靠软实力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土叙关系的发展更是成为正发党“零问题”睦邻政策的典范。然而，叙利亚危机后，正发党对叙的外交政策在新奥斯曼主义和教派主义的影响下以军事硬实力介入危机，试图以叙利亚危机为战略机遇，重塑中东地区秩序，争夺话语主导权。而以软实力外交开启与地区国家的战略对话，支持地区国家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推广具有伊斯兰民主色彩的“土耳其模式”，其身份也由西方国家的“附从”定位为伊斯兰世界的“旗手”。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原则上应该追随美国在地区的政策。但近年来，在叙利亚、库尔德、伊核和耶路撒冷等中东热点问题上，土耳其坚持维护地缘利益的同时，不断挑战美国在中东问题事务上的主导权。西方观察家开始慨叹“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正发党正在转变成为一个最具反美情绪的政党。但是，美国、欧盟不会牺牲土耳其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而后者也不会危及自身经济利益(欧盟是土耳其最大的投资者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与北约的安全关系，这就促使埃尔多安更加务实其左右逢源、多元平衡的外交手段。短期来看，土美双方在地区问题和国家安全利益等问题上难以达成战略共识，土美的利益冲突将是未来双边关系的常态。然而，就长期战略来看，不排除土美关系依然存在合作的可能。
另外，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逐渐趋近，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配合默契。但双方在地缘政治利益的对冲和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根本利益矛盾。也使土耳其投机色彩浓厚的外交给土俄合作增添了脆弱性和短期性。随着巴沙尔政府的不断胜利，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战略空间被不断挤压，未来土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摊牌将成为可能。
第二，土耳其外交方向的矛盾性。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土耳其将长期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外交中最为深刻的一组矛盾，当属欧洲取向与中东取向之间的对立。凯末尔时代，采取强力的手段在内政外交上推进西化道路，确立对于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埃尔多安在某种程度上正式开启了去西方化的历程。其实质是，欧盟国家难以认同土耳其本身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而土耳其国内对于西方普世价值观也存在怀疑。土欧矛盾的激化源于塑造双边关系的主要基础———欧盟对土耳其的民主化期待与土耳其的入盟希望被侵蚀殆尽，并在难民危机、库尔德问题以及中东地区秩序矛盾等因素的持续冲击下日益走向对立。②2016年是欧土关系由好变坏的分水岭，埃尔多安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清洗，使土欧关系开始不断恶化，欧盟不仅指责土耳其“民主倒退”，还暂停土耳其入欧谈判。据英国调查机构舆观公司(YouGov)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土耳其成为最不受欧洲人欢迎的欧盟候选成员国，其中反对呼声最高的是德国人(占81%)，其次分别是芬兰人(占78%)和丹麦人(占76%)，欧盟其他成员国家中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人数也超过50%。2017年，土耳其在欧洲各国的土耳其人社区为修宪公投拉票，更是遭到欧洲国家强烈抵制。归根结底，土耳其与欧盟在地缘位置上的隔离、政治上的互信赤字、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欧盟国家对于埃尔多安政府的奥斯曼主义野心，以及其北约第二的强大军事力量，使得主导欧盟事务的法德政客们更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伊斯兰势力日益膨胀的大国。
土欧政治不信任和文明冲突也将常态化，苛刻的入欧条件挫伤着土耳其的积极性，土耳其的外交重心尚在“东移”转型期，其积极寻求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选项，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2016年土耳其倡议成立的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等。不过，这些区域合作组织无论是规模、一体化和整合程度，以及作为国家组织的目的和性质来讲，均无法与欧盟比拟。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在寻求平衡多元的外交框架下，并不会背离入盟意愿。
总之，现阶段土耳其外交仍处于长期转型期与不确定性，其与西方国家存在地区利益和威胁认知差异，在重返地区局势时，其大国野心引起侧翼大国的警惕和危机感，面临着战略空间挤压的不利局面。因此，对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应该持一种相对客观和谨慎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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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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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SecurityandMaritimeAffairsNo.12019
andpromotecollectingthenationalinterests.Ontheotherhand，fisheriescooperationcouldbecomeoneofthemostcorecontentsintheregionalsecuritygovernance.
India's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withtheSoutheastAsianCountriesunderModiAdministration/LiuLeiandYuTingting/90
Aftercomingtopower，Modiupgradedthe“LookEast”policyofEastAsiatothe“ActEast”policy，andfurtherstrengthenedeconomicandsecuritycooperationwithSoutheastAsi-ancountries.Atthesametime，in2015，IndiaissuedtheIndiaMaritimeSecurityStrategyandtheIndiaMaritimeDoctrineastheofficialstrategicdocumentsfortheModigovernmenttoguidethedevelopmentoftheocean，andpaidmoreattentiontoforeign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Onthisbasis，drivenbyfactorssuchasgeographicalconnectivity，maritimetrade，traditionalfriendlyrelations，energydemandandsecuritychallenges，the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betweenIndiaandSoutheastAsiancountrieshasbecomecloser.Although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in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betweenthetwopartiesduetodifferencesintheirrespectivestrategies，strengthsandextraterritorialfactors.Butingeneral，thetrendofincreasing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betweenIndiaandSoutheastAsiancountrieswillhaveacertainimpactonthetwopartiesandthesituationinChinaandtheregion，whichdeservesourattentionandreflection.
MaritimeLawEnforcementAgenciesandStabilityinEastChinaSea:ASummaryoftheSecondRoundofMeetingoftheFourth“Sino－JapanEastChinaSeaMaritimeSecurityDialogue”/GuQuan/105
TofacilitatemutualunderstandingonEastChinaSeaissues，agroupofdistinguishedChineseandJapaneseexpertsofvariousfamedinstitutionshavemadeafrankandfruitfulex-changeconcerningtherolesandlegalstatusofmaritimelawenforcementagenciesinthesec-ondroundofmeetingofthefourth“Sino－JapanEastChinaSeaMaritimeSecurityDialogue”jointlyheldbyCICOSCSS，NanjingUniversityandSasakawaJapan－ChinaFriendshipFund.Alltheattendeesagreedthatevenifthereremainedsometoughdifferencesbetweenthetwostates，thepathtowardssubstantialcoordinationandcooperationforcommoninterestsandpeacefulregionalorderiswideandclear.
PresidentialSysteminTurkey:AMulti－perspectiveAnalysis
/CaoPengpeng，HanJunandWangLe/113
OnJune24，2018，Turkeyhelditsfirstgeneralelectionafterthe“presidentialsystem”
.ThiselectionisoneofthemostimportanteventsinthemodernhistoryofTurkey，funda-mentallychangingthedomesticpoliticalpowerstructure.ThisarticleanalyzesthereasonswhyErdoganandhisAKPwontheelectionbyexaminingthreevariablesthatinfluencetheTurkishelection:domesticpolitics，economicpolicy，andforeignrelations.ThecomplexityofthedomesticpoliticalecologyinTurkey，thefragilityoftheeconomicgovernancemodel，andthelackofforeignpolicytransformationwillbemajorchallengesfortheErdogan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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