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烟消云散。土耳其最初并不愿巴沙尔政权倒台，埃尔多安试图说服叙利亚政府放弃镇压反对派和实施全面深远的政治改革，要求巴沙尔与穆斯林兄弟会共享权力，以此平息冲突和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在遭到巴沙尔拒绝后，埃尔多安开始公开支持叙利亚各种政治和军事反对派并要求巴沙尔下台。
此后，土叙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土耳其预计巴沙尔政权将随着大规模街头政治和社会运动很快崩溃，就像突尼斯和利比亚政权一样。为了加速推翻叙利亚政权，土耳其扶植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并为叙利亚自由军(FSA)提供训练、武器和后勤保障，且不加选择地支持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在内的所有反对派，这加速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过程中，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的倚重又直接导致库尔德人在土叙边境迅速坐大，土耳其对库尔德的忧虑加深。此后，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超越推翻巴沙尔政府成为土耳其对叙政策的主要目标。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内战导致大约275万难民涌入土耳其境内，难民危机挑战正发党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将土欧关系推向风口浪尖。在倒巴政策和库尔德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引发土俄、土美外交困局。
持续6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是土耳其国内挑战和外交困局的交结点。在新奥斯曼主义思维下，正发党东西平衡的大国外交和重塑中东秩序的地区抱负在叙利亚危机中交汇。土耳其的教派主义与地缘政治利益在叙利亚危机中重叠，国内恐怖主义威胁、边境安全、社会发展与境外族群宗教冲突、代理人战争和大国博弈在叙利亚联动。土耳其内外矛盾在叙利亚交织在一起，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面临着叙利亚反对派孱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乘势坐大、“伊斯兰国”组织反噬、难民难题和外交困局等多重困境。
一、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困境
(一)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孱弱
2017年前夕，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标志着反对派的重大失败和土耳其推翻巴沙尔政权遭遇严重挫折。土耳其的主要支持对象是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nNationalCouncil)以及温和世俗的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FreeSyrianArmy)。当前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力量分散，派别繁多，且缺乏领头羊。反对派在教派、族群和意识形态上分歧严重，由于背后各怀野心的国际势力支持而加剧分裂。土耳其支持的自由军与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爆发多次冲突，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与沙特支持的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之间存在竞争。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内部派别之争也非常激烈，一是世俗派与穆斯林兄弟会之争，二是世俗派别内部之争，①而且它对反对派武装和战场形势影响甚微。叙利亚反对派缺乏领导能力、整合能力、组织结构、决策机构和政治战略，未能形成具有代表性同时又有执行能力的政治实体。因此，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在“后阿萨德时代”的政治安排中能收获的政治红利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分子通常是只有较低忠诚度的多重身份者，跨派别流动屡见不鲜。被土耳其寄予厚望的自由军(FSA)却战斗力不足，人员训练水平低下，本身组织松散，士兵更忠于自己的队伍和指挥官，兵员流失严重。而且自由军领导层出现两派对立之势，在战场上加速被边缘化。在自由军溃散败逃之际，土耳其从此前的军火物资“输血”调整为越境直接领兵作战。在土耳其军队率领下，自由军在对政府军和“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自由军难以守住所占地盘，如果缺乏土耳其火力支援，自由军很难长期自持。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要推翻巴沙尔政权显得无能为力，即使是遏制和应对人民保护部队(YPG)也捉襟见肘。
(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乘势坐大
叙利亚内战对土耳其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库尔德人在中东的崛起，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兴起改变了土耳其对叙政策的战略目标。阻止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的领导下得到整合，防止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和独立，已经超越最初的倒巴政策成为土耳其对叙政策的首要目标。土耳其深切忧虑叙利亚库尔德自治会对其境内库尔德人产生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导致泛库尔德主义升温和蔓延。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扩张和“伊斯兰国”组织的溃败是2015年以来叙利亚战局最大的特征。实际上，巴沙尔甚至比埃尔多安更反对叙利亚库尔德自治，但土耳其固执的反巴立场，使两者无法在遏止库尔德分离主义上形成合作。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则利用两者尖锐矛盾既从美国获得援助，又与巴沙尔政府心照不宣地形成尽量互不交战的军事默契，并在不断“解放”“伊斯兰国”的过程中获得国际合法性且发展壮大，库尔德人无意中成为叙利亚危机最大受益者。叙利亚库尔德人还获得了俄罗斯、欧盟和各种人道主义国际组织的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和妇女保护军是美国战争代理人“叙利亚民主军”最强的主干，其控制范围不仅囊括整个“西库尔德斯坦”地区，还将地盘延伸至阿勒颇、代尔祖尔等部分地区。①土耳其阻止叙利亚库尔德族融合和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坐大的战略目标失败。2013年叙利亚库尔德族已经宣布在其控制区成立“北叙利亚联邦”自治政府，建立了立法和司法等机构，颁布了《宪法》以及其他法律。“北叙利亚联邦”的主要政治和军事骨干受库工党领导，为淡化库工党实际控制色彩，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进行活动。在意识形态上，“北叙利亚联邦”遵循库工党精神领袖奥贾兰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理论。库工党首脑机关已扎根于“北叙利亚联邦”，同时指挥土耳其东南部库工党的斗争。人民保护部队许多高级指挥官都来自战斗经验丰富的库工党，库工党利用叙利亚内战获得了地理战略纵深、新组织成员、武器物资、作战经验和一定的国际合法性，而土叙松散的边境和土耳其初期“开放边境”的难民政策则为库尔德武装分子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当前叙利亚和伊拉克趋于碎片化，两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库尔德地区严重威胁土耳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坐大后冲突外溢至土耳其国内，土耳其军方与库工党之间冲突复燃，土耳其国内库尔德“和平进程”中断，安全形势急剧恶化。针对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恐怖袭击日渐频繁，伤亡人数激增。土耳其东南部陷入库工党武装与土耳其安全部队的低烈度内战。
(三)“伊斯兰国”组织反噬
在叙利亚危机早期，土耳其曾出于多重地缘政治利益考量而秘密支持“伊斯兰国”组织。许多土耳其人认为“伊斯兰国”组织代表着逊尼派，以一种军事和极端形式反抗什叶派权力。土耳其民调中显示可能约有上百万人同情圣战分子。土耳其押注“伊斯兰国”组织(以及类似的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加速巴沙尔政权倒台，借助恐怖组织消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土叙边界线成了外国圣战分子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主义通道。但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内的46人劫为人质，事实上“伊斯兰国”组织劫持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对土耳其支持“伊斯兰国”组织日益不满。此后，土耳其收紧边境控制，搜捕境内外激进分子，在边境炮击“伊斯兰国”组织阵地，并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开放英吉利克空军基地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土耳其低估了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潜在代价，结果土耳其遭到反噬。
“伊斯兰国”组织频繁恐怖袭击威胁土耳其国内安全和稳定。2016年6月伊斯坦布尔机场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44人死亡，239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还向土叙边境发射大量火箭弹，其在土耳其根深蒂固的恐怖网络是长期威胁，其对欧美圣战分子的操纵短期内无法根除。藏匿在难民中的圣战分子很难甄别，这成为土耳其国内安全的隐患。“伊斯兰国”组织从两方面加剧土耳其国内政治极化。首先，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分化严重，而纵容“伊斯兰国”组织则加剧世俗主义者的担忧。其次，土耳其反对派认为埃尔多安的叙利亚政策最终加强了“伊斯兰国”组织势力并导致国内恐怖袭击频发，“伊斯兰国”组织膨胀又引发与之对抗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坐大。土耳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一直面临两难选择。防止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坐大是土耳其对“伊斯兰国”组织“投鼠忌器”的一贯政策。削弱“伊斯兰国”组织，无疑会加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力量。土耳其的作战意图引起美国强烈不满，双方外交摩擦升级。另一个悖论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无异于加强巴沙尔政府军的实力。相反，美俄却认为，摧毁巴沙尔政权会为“伊斯兰国”组织和恐怖组织复燃大开方便之门。土耳其此前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上的半心半意和不作为，遭到美俄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
(四)难民负担与难题
叙利亚战火连绵6年之久，土耳其收容叙利亚难民约为275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土耳其的难民政策是人道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土耳其为叙利亚难民提供大规模人道主义庇护;另一方面，土耳其大打“难民牌”将难民政策作为实现其大国抱负的手段和工具。土耳其在安置难民时不堪重负，难民对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日渐凸显。
随着难民存在的常态化，土耳其人对难民的宽容度降低;36．3%的公众呼吁遣返难民，56%的人拒绝接纳新难民，①族群和宗教因素通常裹挟其中并加深族裔分裂和不信任。阿拉伯裔土耳其人通常支持正发党政府接纳逊尼派难民，而世俗化土耳其人、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则担忧大规模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将改变当地人口比例和政治环境。②难民中阿拉维派阿拉伯人、阿拉伯基督教徒和库尔德人更偏好与同族生活在一起。这种身份驱动的自主性政治分化和教派隔离将在土耳其长期存在。③难民面临的语言、受教育障碍和文化、生活习惯差异以及排外心理，造成融入当地社会相当困难。土耳其75．7万叙利亚学龄儿童中仅有32．5万人就学。这会给滋生恐怖主义可乘之机。难民中未成年女孩的强迫婚姻现象导致当地社会紧张，离婚率上升。合法身份缺失导致难民很难融入主流社会，难民与当地人冲突时有爆发，超过62%的人认同叙利亚难民涉嫌犯罪的观点。⑤归化叙利亚难民还面临政治障碍，反对党指责正发党允许叙利亚难民加入土耳其国籍，是试图通过选择性地授予难民公民权来获取额外选票。
土耳其已为安置叙利亚难民花费250亿美元。多数难民受雇于非正规经济部门或低工资领域，与之竞争的土耳其人收入因受冲击而显著下滑。土耳其接纳难民较多的地中海沿岸和东南部地区失业率高达20%以上。⑦由于土耳其54%的叙利亚难民为18岁以下的年轻人，高失业率威胁社会公共安全。难民涌入导致消费需求大增，加剧通货膨胀，物价和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尤其是房屋租金和房价飙涨。对安置难民极为关键的土欧难民协议已经沦为政治利益博弈和交换的筹码，难民问题政治化酿成土欧外交摩擦。大规模难民涌入以及爆发多次血腥恐怖袭击后，引发了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土耳其是难民进入欧盟的中转站。土欧难民协议达成后，掌握难民流动阀门的土耳其，不断向欧盟施压要求追加援助资金，加速实施免签待遇和重启入盟谈判。欧盟则拒绝将应对难民危机与加入欧盟挂钩。
(五)外交困局
土耳其希望成为地区领导者、新兴大国和连接伊斯兰、东方、西方的桥梁，在新地缘政治背景下再造奥斯曼空间。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是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战略的试金石，也是导致“零问题”外交破产的关键原因，还是土耳其与美俄矛盾交织的复合体。
叙利亚危机是土耳其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最主要的外部挑战之一，但美国重返亚太等全球战略的调整逐渐将叙利亚冲突降级为反恐行动并满足于其温和的外交方式，这是土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性矛盾。土美关系紧张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对叙政策的优先方向不同，土耳其的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和打击、遏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因为土耳其认为正是巴沙尔政权和叙利亚内战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而美国则优先关注消灭“伊斯兰国”组织，以防止恐怖主义扩散。由于拒绝直接派地面部队干预叙利亚危机，美国依赖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作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地面力量，而土耳其则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是恐怖组织库工党的境外分支，美土对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政治目标和未来政治地位分歧严重，由此产生严重信任危机。美国担忧土耳其与库尔德族武装冲突将弱化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成效，一直警告土耳其不要攻击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并拒绝土耳其以及自由军参与解放拉卡的战斗。
土俄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基本政策由对立转向缓和，但关键矛盾并未化解。土俄在叙利亚的和解是双方试图在多元复合博弈中利用彼此既进行合作又寻求制衡，双方通过承诺性交易达成的合作具有内在脆弱性。俄罗斯是巴沙尔政府的主要支持者，而土耳其则是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自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后，土俄双方矛盾急剧升级为直接对抗，2015年11月的击落战机事件酿成土俄关系70年来最严重危机。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则加速了土俄关系转圜与和解，俄罗斯默许土耳其进入叙利亚打击库尔德人，土耳其则默认巴沙尔政权的必要性。但是，关于巴沙尔政权去留的根本性矛盾土俄两国并未真正化解，即使至2017年土俄合作达到新高度，建立叙利亚冲突降级机制和倡议阿斯塔纳和谈，土耳其仍在支持反对派武装进攻巴沙尔政府军，2017年4月埃尔多安重提巴沙尔下台问题，为土俄解蒙上阴影。俄罗斯与库尔德政党的亲密关系也是土俄政治互信的重要障碍。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莫斯科设有办公室，俄罗斯则向其提供武器，叙利亚库尔德和土耳其库尔德政党领导人曾相继访问莫斯科。俄罗斯甚至支持库尔德人参加日内瓦谈判。俄罗斯的库尔德牌既能对冲土耳其的倒巴政策，又能防止土耳其全面倒向西方，还能牵制土耳其的车臣立场。土俄间对巴沙尔政权、库尔德问题以及叙利亚未来政治安排仍存在根本性分歧，双方对叙政策的合作既有交易和妥协，又有保留和制衡。
二、土耳其深陷叙利亚的原因
土耳其深度卷入叙利亚危机，并且陷入由此引发的多重困境，是其内部和外部原因相互叠加的结果。正发党重振奥斯曼辉煌、复兴大国地位、追求地区领导权的国家抱负是土耳其推行扩张和干涉外交的根本原因。土耳其寻求以叙利亚为战略支点，以叙利亚危机为突破口，通过推行教派主义和伊斯兰民主更迭巴沙尔政权，重塑中东地区秩序，争夺地区主导权，以实现大国抱负。但土耳其误判了叙利亚危机形势演变，高估了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结果不仅未达成推翻巴沙尔政权和遏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展的政策目标，而且引发国内安全局势恶化、难民涌入和外交纷争。域外大国与地区强国在叙利亚的复杂博弈，既限制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行动能力和范围，也改变了叙利亚危机发展轨迹，最终加剧了土耳其对叙政策的困境。
(一)教派主义与新奥斯曼主义的恶果
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埃尔多安看到了推动伊斯兰意识形态在中东传播的历史机遇，叙利亚穆兄会极有可能在“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执政。逊尼派占多数的叙利亚一直由人口占少数的阿拉维派执掌政权，土耳其认为一旦实现自由公开选举，土耳其扶持的穆兄会自然将会上台执政。土耳其积极鼓动阿拉伯国家政权更迭以推销和输出土耳其式伊斯兰与民主相容的政治制度，同时渴望在中东建立由其主导并由穆兄会统治的包含埃及、突尼斯和叙利亚的逊尼派地区新秩序，以进一步分化和阻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真主党“什叶派新月带”的形成。但是，由于支持逊尼派和毫不留情地对待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等少数族裔，土耳其成为问题制造者。土耳其的教派主义外交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加速了伊朗、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加入叙利亚混战，而土耳其支持的逊尼派反对派并未从这场宗教族群内战中获得更多收益，反而因信仰和族群差异而陷入内部分裂。土耳其在推行叙利亚教派主义政策同时加剧了与什叶派伊朗和反对穆兄会的逊尼派沙特之间地区强国争霸，从而加深了土耳其外交困境。
支持叙利亚逊尼派穆兄会也是正发党新奥斯曼主义的体现。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重新诠释国家身份的新奥斯曼主义，即土耳其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等前奥斯曼帝国范围和其他拥有战略利益的地区施展软实力———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达武特奥卢在其著作《战略纵深》中对新奥斯曼主义作了重要诠释，他呼吁反思和重新定位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并认为由于历史和文化联系，土耳其的历史、战略和地理纵深主要位于中东地区而非西方;主动利用经济强劲的伊斯兰国家和北约盟国等多重身份积极寻求参与地区事务以推进国家利益，拒绝沦为只有工具价值的“连接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桥梁”的消极角色，而追求积极活跃的“中心”国家地位。土耳其将叙利亚视为恢复其在伊斯兰世界和前奥斯曼地区领导地位的试金石。叙利亚危机伊始，土耳其试图运用软实力施压巴沙尔政权以推销土耳其模式和伊斯兰民主;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土耳其曾不加区分地扶植叙利亚自由军、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国”组织推行代理人战争，以符合土耳其利益为目标更迭巴沙尔政权，重塑叙利亚秩序。但叙利亚危机外溢效应明显:一方面释放了库尔德因素，从此土耳其患上库尔德焦虑症;另一方面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导致土耳其国内安全急剧恶化。同时引发难民危机，土耳其背上经济和社会负担，最后还因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而造成土美、土俄、土欧关系龃龉不断。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美国针锋相对，以及强化与俄罗斯、伊朗在叙利亚的协调合作，也是土耳其摆脱美国长期以来外交干预，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中东的扩张和霸权，追求独立自主兼顾东西方平衡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战略指导下的结果。
(二)误判形势和高估实力
土耳其从一开始就对巴沙尔政权的实力和存活时间存在严重误判，土耳其最初
认为巴沙尔政权将在6个月内倒台。土耳其也错认为巴沙尔会遭遇空前国际孤立，结果叙利亚政府不仅得到什叶派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而且得到俄中的外交支持，俄中反对联合国对叙利亚进行制裁和军事干预。此后2015年俄罗斯更是直接驻军叙利亚，扶植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政府军。另外，土耳其高估了叙利亚反对派的实力和能力。除了巴沙尔代表的阿拉维派外，城市中多数逊尼派和基督徒也支持巴沙尔政府，这部分人约占叙利亚人口的15%。而且正如土耳其前总统居尔所指出的，“叙利亚反对派之间在根本性问题上存在分歧”。叙利亚危机伊始，土耳其旋即支持反对派打出倒巴旗号，这一自断后路的抉择严重制约了其外交腾挪和斡旋空间，导致后期美国等西方盟国将注意力转移至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后土耳其陷入极为孤立被动的境地。而且，土耳其高估了美国和欧盟推翻巴沙尔政权和推销民主的意愿，低估了俄罗斯干预叙利亚内战的意志和能力。土耳其将此轮中东变局误判为“民主化”浪潮，以推行亲逊尼派外交。而区域各国则致力于维护和扩展本国地缘政治利益，“民主化”并非其中真意。土耳其模式的影响力和软实力最终严重受损。①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获得美俄坚定支持，并在与“伊斯兰国”组织争战中迅速崛起，是土耳其始料未及的，这一误判导致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面临巨大困境:深陷库尔德泥潭，中东大国抱负受挫。
土耳其不具有足够的外交和军事实力充当中东的规则制定者。土耳其高估自身对叙利亚的影响力而显得过于自信，埃尔多安要求巴沙尔进行彻底政治改革遭到拒绝就是例子。土耳其自以为能处理好叙利亚国内和国外相互交织的民族与教派、族裔与部落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整合叙利亚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结果叙利亚反对派现在依旧一盘散沙，各为其主。土耳其试图效仿美欧在叙利亚推行强制性政权更迭，但自身既缺乏充分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又没有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外交战略和足够的类似外交经验，巴沙尔政府在叙利亚经历不断蚕食后，最终牢牢控制住叙利亚西部，并且巩固了势力范围。正发党也对阿拉伯各国响应其奥斯曼帝国的怀旧情结过于自负，中东许多国家尤其是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反对穆兄会在地区扩张。土耳其试图利用甚至操纵“伊斯兰国”组织和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削弱巴沙尔政权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而从中渔利，则是高估了其对极端组织的影响力，结果反受其害。在
2015年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中，土耳其也高估了其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对抗的实力。土耳其以为借助与西方和北约的同盟关系，凭借土俄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和复杂的双边关系可以缓和并软化俄罗斯的反应和报复，结果土耳其遭到俄罗斯全面制裁。难民对土耳其的冲击也超出正发党政府预期的收容能力，这也是土耳其后期收紧边境控制、限制入境的重要原因。在中东国家精英如何看待土耳其对外政策的调查中，49%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采取了超出自身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对外政策”，他们趋向于认为土耳其制定的对外政策目标没有太高成功率，仅有27．5%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对外政策与其能力是相匹配的。①
(三)域外大国与地区强国在叙利亚的复杂博弈
奥巴马执政时期推行的奥巴马主义界定了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保护盟友安全、控制能源、消除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和扩散、倡导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这进而决定了美国的叙利亚政策。②美国对叙政策主要从三方面挑战了土耳其的核心利益。
首先，美国在倒巴政策上的后退导致土耳其陷入外交被动和相对孤立。叙利亚危机之初，美国相信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是专制与民主的斗争，所以推动政权更迭和民主化的热情高涨。而这正契合积极拓展战略纵深、扩大地区影响力和输出伊斯兰民主的正发党的外交调整，土耳其不惜彻底断绝“阿拉伯之春”前与巴沙尔政府的友好关系，支持一切反对派。但土美战略协作因局势演变而出现裂痕。叙利亚政治迅速碎片化，反对派派系斗争激烈复杂，“温和反对派”与极端组织并存，域外大国干预与地区强国竞争产生共振，形成多重博弈格局。美国的倒巴立场发生动摇，开始接受巴沙尔政权崩溃将导致叙利亚陷入分裂和失序的现实，吸取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的教训。叙利亚危机演变为大国代理人战争，美国意识到有俄罗斯、伊朗支撑的巴沙尔政权无法被迅速更替。基地组织渗透和“伊斯兰国”组织蔓延也促使美国在叙利亚将打击恐怖组织上升为首要目标。美国倒巴立场的转变导致坚持要求巴沙尔下台的土耳其陷入外交被动和相对孤立，土耳其在倒巴政策上一度空唱独角戏。
其次，美国优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叙利亚政策导致土耳其的心腹大患库尔德武装崛起。避免动武的慎战原则是奥巴马主义的鲜明特征，美国一直避免直接卷入叙利亚内战，重蹈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覆辙。2014年夏，“伊斯兰国”组织的肆虐急剧改变了地区形势和权力平衡。为了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肆虐和外溢效应，美国开始将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武装组织人民保护部队作为削弱和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地面力量。双方从战场上的有限合作发展成盟友关系。美国还着意对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进行政治改造以提升其国际合法性和影响力，力邀其参加叙利亚问题日内瓦谈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清除“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中乘势坐大，土耳其因此陷入库尔德泥潭，不得不直接投入兵力遏制叙利亚库尔德势力扩张，从而在叙利亚危机中越陷越深。库尔德问题也成为土美矛盾的核心。
再次，美国与伊朗关系改善摧折土耳其地区大国抱负和地缘政治利益。中东乱局为地区大国权力竞争和博弈提供了机会。伊朗的地缘战略集中关注打造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真主党“什叶派新月带”联盟。对于土耳其来说，什叶派联盟威胁地区均势的平衡，而叙利亚危机则提供了重塑地区秩序的机会。推翻巴沙尔政权将切断伊朗与真主党的联系，削弱什叶派优势。叙利亚危机引起土耳其与伊朗在叙利亚的激烈竞争，并推动土耳其与沙特和海合组织国家合作。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改善了伊朗与美国之间长期对立关系。伊朗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美国放纵的结果，美国承认伊朗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默认叙利亚、伊拉克为伊朗势力范围。①美国与伊朗“历史性和解”为伊朗协助政府军反攻反政府武装，挽救巴沙尔政权和地区什叶派阵营创造了条件。这削弱了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和逊尼派实力，也使得土耳其更迭巴沙尔政权、输出土耳其模式的奥斯曼雄心受挫。土耳其和伊朗都是地区霸权的主要争夺者。美国与伊朗关系改善促进了伊朗在中东影响力的跃升，伊朗不仅获邀参加美国主导的日内瓦会议，而且与俄罗斯、土耳其共同主导了阿斯塔纳和谈，成为叙利亚危机乃至中东事务的重要玩家。土耳其和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在叙利亚危机前后呈现此消彼长态势，叙利亚危机爆发时，土耳其还是伊斯兰国家典范，现在却面临内外多重挑战，而伊朗则一跃成为中东地区的“稳定阀”。土耳其的地区大国抱负遭到伊朗挫伤，其地缘政治空间受到伊朗挤压。
过去的10年，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外交关系、地缘战略和经济合作方面达成了战略默契和功能性协议。由于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奥巴马的“离岸平衡”战略，美国在中东的信誉和影响力都处于低谷，土俄将此视为填补美国重返亚太后权力真空的重要机会。土俄都在叙利亚实施渗透战略并为此寻求当地代理人，不同的是俄罗斯作为域外大国通过改变地区均势获得影响力，而土耳其作为域内中等强国则利用宗教、文化、价值和经济进行渗透。叙利亚既是俄罗斯在中东的桥头堡，又是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投射权力和影响力的跳板，土俄便在叙利亚迎头相撞。俄罗斯需要捍卫叙利亚作为中东战略支点的地缘政治利益，防止巴沙尔政权倒台、“颜色革命”示范效应和恐怖主义扩散。而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战略利益则是推翻巴沙尔政权、输出土耳其模式、复兴大国地位、遏制“伊斯兰国”组织外溢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崛起。在巴沙尔政权危在旦夕之际，俄罗斯直接出兵叙利亚力挽狂澜，引发土俄矛盾迅速激化，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则是两国利益尖锐冲突的标志。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削弱了土耳其支持的自由军和土库曼旅的实力，促进了人民保护部队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扩张，使得更迭俄罗斯军队庇护下的巴沙尔政权沦为泡影，还引发更多难民涌入土耳其。尽管2016年后土俄两国关系和解，也存在利益交汇处，但在土俄的叙利亚政策出现根本性调整之前，尤其是对待巴沙尔政权和库尔德问题的立场，两国基于需求互补、利益交换下的和解很难恢复到叙利亚危机前土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具有不确定性的土俄关系存在三大致命缺陷:严重缺乏战略互信;受到土耳其与西方盟国关系制约;存在地区利益冲突。土俄在叙利亚既合作又竞争，双方通过阿斯塔纳和谈建立冲突降级区和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合作，掩盖了在巴沙尔政权和库尔德问题上的内在矛盾。土俄合作有利于缓解彼此外交困境和维护各自中东利益。土俄竞争既妨碍双方战略互信的建立，也减轻借彼此平衡西方影响力时的分量，给美国离间土俄关系和操纵叙利亚议题以可乘之机。土俄关系的彻底和解仍有待于突破关键障碍。
三、影响土耳其未来对叙政策走向的因素
土耳其对叙政策陷入困境后，部分放弃意识形态化和理想化的外交思维重新向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回归。正发党外交现实主义再调整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宏大抱负、东西方平衡的多元主义外交路径和埃尔多安执政地位的稳固程度三者之间的调和与平衡。“后伊斯兰国时代”的来临将重塑叙利亚的战场格局和权力均势。美俄在中东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巴沙尔政权的存亡、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或独立以及叙利亚未来政治前景。后内战时期的叙利亚很可能是包括不同政治势力和族裔群体的多元政治结构，而库尔德人将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叙利亚的权力结构和库尔德人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恢复和重塑叙利亚秩序的贡献，而这将影响土耳其继续干预叙利亚的深度和时限。
(一)外交现实主义再调整
土耳其在追求新奥斯曼主义、伊斯兰民主、逊尼派领袖和大国地位的道路上遭遇了重创。土耳其曾在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都没有派驻大使;因双边关系紧张从莫斯科和巴格达召回大使;因叙利亚危机而与伊朗进行地缘政治竞争;与美欧关系龃龉不断，日趋艰难。曾任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的努曼·库尔图卢什将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称为“土耳其当前痛苦的根源”。对叙政策陷入多重困境迫使土耳其加速调整外交方向，以恢复和改善对外关系。2016年5月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设计师达武特奥卢提出辞职是土耳其外交现实主义调整和转变的象征和分水岭，也为土耳其对叙政策的调整开启了大门。新总理耶尔德勒姆宣布将以“赢得更多朋友而非敌人”为指导，全面转变外交政策。此后土耳其相继与俄罗斯和以色列实现和解，并改善与伊朗的关系。而在最重要的叙利亚政策上土耳其也开始松口，将底线从驱逐巴沙尔降为维护叙利亚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库尔德人自治和独立，埃尔多安已经不再为叙利亚未来政治解决谈判设置硬性条件。土耳其从过去追求教派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和理想化的外交思维重新向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回归。从内部来看，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将影响土耳其外交现实主义再调整和对叙政策的变化。
首先，土耳其追求地区大国地位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宏大抱负将影响卷入叙利亚危机的深度。达武特奥卢成了正发党外交失败的替罪羊，但他的去职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彻底放弃新奥斯曼主义，正发党“新土耳其”和“2023愿景”都描述了强国梦，而埃尔多安的大国梦有很大一部分押注在叙利亚，以此再造奥斯曼空间和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正发党追求大国地位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收缩其带有扩张色彩和地区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和转换其外交思维方式，将对土耳其介入叙利亚的程度、方式和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土耳其力求东西方平衡的多元主义外交将通过改变叙利亚代理人战争背后的大国博弈，影响对叙政策的调整。在叙利亚危机中，一方面，当俄罗斯、伊朗实力
扩大时
，
土耳其抱紧北约冒险击落俄罗斯战机
，
以寻求削弱巴沙尔政府军力量
;
另一
方面
，
当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坐大时
，
土耳其寻求土俄关系和解
，
以获得俄
罗斯的默许
，
出兵叙利亚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
与俄罗斯和伊朗主导阿斯塔纳和
谈更是土耳其通过平衡美国影响力争取对叙利亚话语权的明证
。
土耳其周旋于美俄之间
，
平衡东西方之间的均势
，
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方针
，
势必将影响土耳其
对叙政策的走向
。
再次，修宪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地位的稳固程度会改变土耳其对叙政策的方向。在2016年年初的社会调查中，只有29．5%的土耳其人认为政府的叙利亚政策取得了成功，而50．3%的人认为它是不成功的，选择“中立或不干预”叙利亚的人占到46．5%。①此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达武特奥卢辞职、土俄和土以关系和解、降低倒巴声调。2017年4月修宪公投中以微弱优势惨胜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选举霸权面临风险。叙利亚危机外溢至土耳其国内，造成库尔德“和平进程”中断，武装冲突再起，“伊斯兰国”组织恐怖袭击频发，难民负担沉重。这3项议题关涉到的选票对于选举优势缩小的埃尔多安赢得总统选举至关重要。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主要服务于其国内政策。
(二)美俄在中东的博弈
由于缺乏有效的大国协调和制衡机制，中东地区战略格局仍将具有结构性失衡的基本特征。2017年8月，特朗普对俄罗斯实施了新一轮制裁，美俄全球范围的对抗仍在持续，双方在叙利亚的博弈尤为激烈。美俄在中东都有特殊的战略利益需要维护，叙利亚是双方重塑中东秩序的支点。推翻巴沙尔政权，在中东制造可控的混乱，美国既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以制衡中国崛起，又能收服地区盟友继续维护在中东的领导权和既得利益以实现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目标，还能防止俄罗斯夺取中东事务主导权。支撑巴沙尔政权，在中东制造可控的混乱，俄罗斯既能维护在叙利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以及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也能增加与美国进行利益置换和抗衡的筹码。叙利亚局势的演变和未来政治安排实际由美俄主导，土耳其自身实力局限以及其与美俄的关键矛盾决定其只能居于次要角色。美俄在巴沙尔政权问题上继续对立，可能对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影响有限，土耳其只能继续在夹缝中寻求对叙利亚的有限话语权。2017年4月，美国发射导弹首次直接军事打击叙利亚政府军，表明美国随时拥有对叙利亚危机的强大干涉能力，而俄罗斯虽然宣布撤军，但也随时可以增兵叙利亚。如果美俄全面和解并就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一致，毕竟美国在巴沙尔问题上有所松口，巴沙尔对俄罗斯也并非不可或缺，无论巴沙尔是去是留，土耳其并无能力改变大国一致的结果。因此，土耳其的对叙政策将受到美俄在中东博弈的较大影响。
(三)库尔德和“伊斯兰国”组织因素
2017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大势已去，其在伊拉克的大本营摩苏尔已被攻陷，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也陷入重围，“后伊斯兰国时代”近在咫尺。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俄罗斯支持的政府军和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都欲争夺“解放”拉卡。“伊斯兰国”组织的覆灭将改变叙利亚的战场格局和权力均势，政府军、反对派和“伊斯兰国”组织三方将转为政府军和反对派两方，因此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面临摊牌，无论是政治解决还是军事解决都将更激烈地直接交锋，土耳其的巴沙尔立场也将面临考验。另外，收复拉卡后，土耳其越境反恐的借口消失，土耳其将面临撤军还是继续以反恐为名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选择。如果是后者，土耳其可能要承担与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恶化的风险。因为不仅美国而且俄罗斯现在也在争取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美俄也都将库尔德问题作为制衡土耳其的工具。而且几乎所有的中东大国、强国都深谙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的软肋，都基于自身利益和需要加以利用或借重，以阻遏土耳其坐大中东。因此，库尔德问题也是牵制土耳其重振奥斯曼辉煌、复兴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最高政治目标仍然是创建独立的民族国家，美俄能否承认和支持是其自治乃至建国的关键。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军事实力最为强悍，将在叙利亚问题政治谈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其对巴沙尔政权的态度颇为暧昧，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就成为美俄博弈中竞相争取的对象。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巴沙尔立场以及自治还是建国的政治前景，左右着土耳其的倒巴政策、军事行动以及与美俄的利益交换。叙利亚库尔德形势与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具有联动效应，对土耳其东南部安全和埃尔多安的库尔德选票具有重大影响。
四、结 语
展望土耳其对叙政策前景，2019年大选前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执政地位稳固，而在暂时“无人可选”的土耳其政坛，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有可能同时赢得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土耳其将延续对叙政策的主要理念、目标和手段，但“后伊斯兰国时代”叙利亚局势演变所产生的局限作用和外部压力将制约土耳其对叙政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2017年上半年宣布结束“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后，土耳其丝毫没有从叙利亚撤军意向，继续以反恐之名进逼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而且威胁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胆敢独立公投也将采取类似行动。土耳其已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展军事行动，并相继扩张在非洲和卡塔尔的军事存在，其地区干涉行动有增无减。在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实际上继承了达武特奥卢提出的战略纵深理念和新奥斯曼主义，继续追求大国抱负、帝国旧梦和国际地位。尽管土耳其对叙政策的外交目标超越了自身实力，但土耳其还是很可能以武力为后盾继续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遏制库尔德武装威胁和争夺叙利亚未来政治安排的话语权，并维持东西方平衡外交的传统而周旋于美俄之间，既与美国协调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又与俄罗斯共同推动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以实现在叙利亚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土耳其实现对叙政策目标的阻力和障碍重重。美俄关系并未因特朗普上台而有实质性改善，双方在叙利亚的地缘政治博弈短时间内难以获得缓解和协调，叙利亚境内各方势力因实力局限和大国支持而陷入僵持，难以统一。叙利亚政治的碎片化格局一时很难打破，而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必定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舞台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叙利亚库尔德人也很可能在这种脆弱的平衡中割据一方。即使叙利亚内战结束，土耳其仍将面临一个社会分裂、政权脆弱、政府低能、安全匮乏、经济贫困的叙利亚，一个伊拉克式的叙利亚。这离埃尔多安重塑叙利亚政治秩序的宏愿相去甚远，而且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自治难以阻挡。即使土耳其争取到美俄放弃支持库尔德人，土耳其军队要消灭战斗力强悍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会损失惨重，有心无力，并会引发国内库工党的恐怖袭击报复。事实上美俄不会轻易抛弃库尔德势力，也没有明确支持库尔德人建国，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有可能获得一种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而土耳其如果持续军事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无果，也可能尝试改善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