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反美主义动向及其影响  

 

曹鹏鹏 迪丽努尔·穆塔力甫  

 

 

［内容摘要］长久以来，土耳其国内的反美主义具有动态性，其与土美关系走向呈正相关性，双方关系的“疏远—接触—再疏远”，加深了土耳其国内民众的被抛弃感，激起了民众的反美情绪，尤其是国内长期存在对大国的不信任主义、与美国联盟关系中多重利益的冲突以及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增长，促进了土耳其反美主义的不断高涨。反美主义的蔓延给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和土美关系未来走向带来了严峻挑战。  

［关键词］反美主义 联盟关系 不信任主义 伊斯兰势力  

［作者简介］曹鹏鹏，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迪丽努尔·穆塔力甫，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冷战后，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不断拓展，反美主义开始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政治现象。从“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到伊拉克战争的单边主义，美国不断拓展其强权政治，导致全世界反美主义走向新高潮。对于反美主义研究，学界已经逐渐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究竟何谓反美主义?目前说法不一。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PaulHollander)使用了6个不同的词语来形容反美主义:思想形式、态度、感觉、倾向、情绪、偏见。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彼得·卡赞斯坦和罗伯特·基欧汉对反美主义的定义是:“反美主义是嵌于认知、情感、规范的一种对美国社会、国际形象及对外政策的负面态度。”②阿尔温·鲁宾斯坦(AlvinZ．Rubinstein)和唐纳德·史密斯(DonaldE．Smith)将反美主义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问题导向型反美主义，它是一种对美国政府的特定政策和行为的不满;二是意识形态型反美主义，指对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乃至制度本身的反对;三是工具型反美主义，指政府教唆、煽动或操纵针对美国的敌对行为。1992年保罗·霍兰德在其书中将反美主义定义为“一种非理性的，往往表现为对美国政府制定的制度、外交政策、价值观、文化和美国人民的厌恶”。归根结底，反美主义是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并且表现为对美国政治或文化的一种敌对态度。  

我国学者对于反美主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只是在一些专著中略微提及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演变。  

 

一、美土关系的“疏远—接触—再疏远”与反美主义演变  

 

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具有动态性，其走势往往与土美外交关系变化呈正相关性。伴随着土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土耳其国内呈现出间歇性反美主义思潮。笔者认为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思潮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土美联盟到冷战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非主流特征。从冷战到伊拉克战争前为第二阶段，国内外形势推动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急剧增长。第三阶段是从伊拉克战争至今，随着土美联盟的不断削弱以及土美关系多重利益的冲突，反美主义逐渐演变成土耳其国内主流思潮。  

(一)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思潮演变  

二战后，随着苏联迅速崛起，美国需要借助土耳其的地缘优势来遏制苏联的战略空间。而土耳其在面对地缘政治威胁时需要打破地区孤立，完成入盟目标，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等，从多重利益考量，自1947年土美签署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至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土耳其与美国迅速结盟。1959～1962年，在美国从部署到撤出“朱庇特”导弹的决策过程中，建立不久的土美联盟的信任关系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一时期随着新宪法的颁布，土耳其国内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民主和自由气氛。媒体舆论推动国内民众与反对党形成一股反美主义势力，民众也开始对土美联盟效益产生怀疑，并批评土耳其政府“丧权辱国”。经历此次外交危机后，土美联盟开始进入波折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全球化、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土美外交关系发展的一波三折，土耳其国内保守阶层的反美主义也日益加剧。而在塞浦路斯等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土美关系出现急剧恶化。1964年，土耳其出兵干预塞浦路斯，美国总统约翰逊致函土耳其总理，指出如果土耳其与希腊发生战争，招致苏联的军事干预，北约盟国将没有责任保护土耳其免遭入侵。同时，不允许土耳其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对塞浦路斯进行武装干涉。这次名为“约翰逊信函”事件又一次冲击了土耳其民众对盟友的信任感，使得土耳其从政治精英到民众都有一种被抛弃感，反美主义瞬间爆发并给土美关系造成巨大裂痕。1967年在塞浦路斯危机期间，土耳其左翼大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反美主义游行。  

同一时期，土美两国还曾因毒品外交而陷入长达10余年的政府间争吵。二战后，美国社会的毒品问题开始从边缘群体向主流社会扩散。美国情报部门调查发现，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国之一，美国消费的约80%海洛因和其他鸦片衍生物来自土耳其。20世纪60年代，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为了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吸毒问题，便试图通过外交施压促使土耳其国内放弃种植罂粟。1971年6月土美达成协议，美国政府承诺向土耳其提供3500万美元的援助，作为对土耳其禁止罂粟种植的补偿。但是，鸦片禁令不仅遭到土耳其国内主要政党的反对，而且还引起罂粟种植农的普遍不满。《纽约时报》曾刊文指出，美国政府提供的35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不能满足土耳其罂粟种植农的生活需要，10多万人抱怨经济补偿远远不够。而土耳其民众则抱怨土美联盟中的利益不对称性，损害土耳其国内民众的利益寻求。土耳其国内民众对美国的单边行径和土耳其政府的软弱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最终在1973年土耳其总理大选中爆发。  

此外，塞浦路斯问题关乎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土耳其国内民众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了迎合民众这种情绪，土耳其政府宣布:“永远不会承认塞浦路斯的任何形式的任何既成事实，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的权利。” 1974年土耳其为了维护土耳其族人权利出兵塞浦路斯，美国政府保持中立外交的不作为使得土耳其大失所望。1974年8月，土耳其发动第二次军事行动，在美国的希腊游说团队开始在白宫前游行示威，要求美国政府对土耳其实施制裁。1975年2月，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美国这一行为再次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土美两国关系也随之跌入谷底。土耳其反美主义随着一次次土美外交危机被推向高潮。1975年8月6日，50名土耳其年轻人占领了伊兹密尔美国外汇交易所，引发了舆论极大关注和支持。土耳其政府在民众压力下，表示不屈服美国的武器禁运。1975年7月，土耳其政府接管了在土耳其的与北约无关的所有军事基地。  

20世纪50～80年代，反美主义思潮也反映了土耳其国内政治动态上左翼与右翼的意识形态竞争。意识形态的明争暗斗造成土耳其国内严重的右翼与左翼两极分化趋势。意识形态的立场具体表现为:当时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不仅占据左翼主流群体，还因土美外交危机而渗入主流政治精英阶层，而右翼则认为美国是反共斗争的盟友，基本保持亲美主义路线。  

进入反美主义思潮第二阶段，在国际背景上，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与美国的联盟基础面临巨大挑战和质疑，美国开始弱化对土耳其地缘战略价值的重视程度，土耳其国内产生了严重的被抛弃感和脆弱感。而全球化和民主化则推动土耳其国内各种思潮不断泛起，反美主义也随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国内伊斯兰势头的上升而浪潮迭起。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政治精英开始寻求重新评估国家地位。苏联威胁的消失以及被排除在欧洲之外的观念使土耳其在迅速变化的全球政治环境中对其国家地位产生了一种脆弱感。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土耳其政府调整了以往低调的对美政策，转向积极支持美国的反伊联盟立场，加强了土美联盟关系的作用，这使得美国意识到土耳其特殊的地缘战略以及文化属性适合开展长期联盟合作的重要性。反观土耳其国内，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合法化的改革，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得到前所未有的复兴和巩固，同时在受到全球伊斯兰反美主义和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刺激作用下，开始积极反对土耳其政府的亲美行为;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的凯末尔主义者(包括土耳其时任外长、军方势力、议会和民众)都对土耳其政府的决策产生异议。虽然海湾战争促进了土美联盟关系，土美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但是海湾战争凸显了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民族问题。显然，此时土耳其政府摆脱传统的保守主义而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国内民众的反美主义大相径庭，而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推波助澜则导致反美主义凸显文化冲突的色彩。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开启了全球反恐战争，将伊拉克等多个伊斯兰国家列为邪恶轴心。2003年，布什政府采取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向土耳其施压，要求土耳其同意美军从土耳其领土进入伊拉克战场并开辟一条北方战线，但遭到土耳其民众反对，最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拒绝美军要求使用土耳其领土开辟对伊战线。对此，美国政府大为震怒，取消了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计划。2013年9月，土美关系又因“头罩事件”(HoodEvent)走向危机。在这一时期，布什政府一系列霸权主义政策进一步助长了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情绪。  

伊拉克战争之后，土耳其逐渐成为最不喜欢美国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国家。自2003年以来，土耳其对美国的友好程度明显下降。土耳其国内之所以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对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不稳定因素的恐惧，国内民众担心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能触发宗教原教旨主义或库尔德分离主义。  

表1 2007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对世界和平威胁之源  

 

对世界和平威胁之源调查数据  

 

 

	伊朗(%)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朝鲜(%)	巴以冲突(%)
土耳其	16%	60%	6%	42%
俄罗斯	20%	45%	10%	41%
巴基斯坦	4%	28%	8%	22%

资料来源:PewResearchCenter，“America’sImageintheWorld:Findingsfrom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http://pewglobal．org/commentary/display．php?AnalysisID=1019。  

2007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70%的土耳其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使世界充满危险，只有8%的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让世界变得更安全。笔者抽出3个国内反美主义思潮高涨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加以比较。60%的土耳其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是3个国家调查数据中最高的一个。只有16%和6%的土耳其民众分别认为伊朗和朝鲜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显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引起了土耳其国内具有伊斯兰倾向的民众的仇恨。反美主义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现象，但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土耳其表现得最为强烈。伊拉克战争后，许多土耳其人开始将美国视为对自己国家的威胁。200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65%的土耳其民众认为美国可能构成对土耳其的军事威胁。  

土美联盟关系渐行渐远在民意中也有明显反映。2017年8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2%的土耳其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对土耳其的最大安全威胁，而2013年这一比例只有44%。事实上，自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美国在土耳其的受欢迎程度持续下降。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在土耳其的受欢迎程度在2000年为52%，2002年为30%，2007年为9%，2011年为10%，2013年为21%，2017年为

1 8 % 。  

 

 

 

图1 2000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民众对美国态度民意调查  

资料来源:转引自唐志超:《土美关系:走在“修正主义”道路上》，《世界知识》2018年第6期。  

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国内对土美联盟的怀疑态度与日俱增，同时伴随着土美关系的摩擦，土耳其民众对美国的好感程度不断下降，对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支持率也呈下降趋势。土耳其国内政治精英和民众都认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不友好行动。图2中显示，2006年，土耳其国内民众对美国的支持率下降至12%，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率下降指数为14%。自此，土耳其民众对美国的依赖感和信任感严重降低，并将美国视为一个不可靠的朋友，美国在关键时刻要么不尽盟友责任，要么把土耳其作为其利益交换的筹码。  

 

 

 

 

 

图2皮尤研究中心关于土耳其民众对美国的支持率和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支持率下降指数  

资料来源:PewResearchCenter，“America’sImageintheWorld:Findingsfrom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http://pewglobal．org/commentary/display．php?AnalysisID=1019。  

自伊拉克战争至今为土耳其反美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三阶段。一方面，伊拉克战争之后，库尔德问题开始引起国际政治学者的关注，同时也成为这一时期影响土美联盟效益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另一方面，2002年，具有温和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得到美国建制派的支持，土耳其国内以凯末尔主义为代表的传统世俗派开始积极响应反美主义思潮，认为这是美国中东战略阴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侵蚀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积极寻求修补土美关系，在国内打压左翼具有反美主义倾向的军方势力，在政治上削弱凯末尔主义者的影响，国内反美主义思潮进入短暂间歇期。中东剧变后，土美关系裂痕开始朝向多元化演变。土美双方在叙利亚问题、埃及军政府、葛兰运动以及耶路撒冷归属等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严重分歧，西方观察家开始慨叹“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正在转变成为一个最具有反美情绪的政党。  

 

二、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原因  

 

冷战以来，土耳其虽然与美国长期保持盟友关系，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点，但土耳其国内存在强烈的反美主义思潮，并且呈现间歇性增长态势。苏联解体后，土美联盟关系逐渐减弱，主要问题是两国关系无法从基于安全的联盟扩展到基于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多维伙伴关系。21世纪以来，随着土耳其外交战略逐渐“东移”，美国与土耳其在国家安全、地缘外交和地区热点等问题上抵牾不断，强烈的反美主义浪潮遂在土耳其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中再次掀起，并且逐渐演变成为国内主流政治思潮。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土耳其国内民众普遍对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持一种消极态度。  

 

图 3 美国在世界扮演何种角色的民意调查  

 

资料来源:ForrestWatson，“MitigatingAnti-AmericanisminTurkeythroughPublicDiplomacy，”ht-tp://www．thesis．bilkent．edu．tr/0003283．pdf，p．112。  

2005年6月21日，美国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在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对社会科学类学生进行民意调查，45%的学生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威胁力量，仅有11%的学生认为美国对世界影响是积极性的。对于二战后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兴起的原因，笔者归结为:对大国的不信任主义、土美关系多重利益的冲突和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推动。同时，美国对埃尔多安政府威权统治的态度变化也加深了土美矛盾。  

(一)对大国的不信任主义  

首先，土耳其经历了从疆域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和成长。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盛极而衰，成为西方崛起国家博弈的场所。因此，土耳其人一直抱持新奥斯曼主义的雄心和对西方大国深层次的不信任感。  

如今，土耳其虽然失去了奥斯曼帝国的往日风采，但是其地缘政治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它地处巴尔干半岛、东地中海、黑海、高加索、中亚和中东的交集之处，近代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国斗争和国际战争的中心，是世界强国争夺权势的焦点。美国地缘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更是将土耳其列为欧亚大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稳定黑海地区，控制黑海—地中海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削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并继续成为稳定北约南翼的重要支撑点。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开始推行南下战略，为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先后与土耳其发生了12次战争。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开始，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西方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但是，土耳其地缘政治话语体系在与美国关系上严重失衡，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其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因此，土耳其共和国自建立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出现的超级大国集团对立所引发的恐惧和孤立的气氛中，土耳其国内民众和精英阶层对超级大国普遍存在不信任感，这是土耳其反美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次，与大国结盟的不对称关系在土耳其国内产生了信任危机。在与美国联盟中，土耳其的不对称关系主要体现在实力不对称和利益不对称性。在动态的不对称的联盟关系中，与大国综合国力的不对称关系使得土耳其随时处于弱势地位。在面对与大国的冲突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情绪无处释放，只能愈演愈烈。冷战后，美国对土耳其地缘政治的重视程度下降，双方维持联盟的工具性信任随着共同利益的分散而逐渐淡化。从伊拉克战争到中东剧变，在土美对待库尔德问题、地区热点问题和葛兰运动等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对土美联盟的信任危机成为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国内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土耳其同时入选颇受瞩目的“展望五国”(VISTA)和“新钻十一国”(Next-11)两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榜单，发展前景看好。在军事方面，土耳其拥有现役部队63．9万人，并且大量装备西方制造的先进武器，是北约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使土耳其人产生复兴奥斯曼帝国昔日泱泱大国的雄心和改变联盟关系中不对称地位的诉求，而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并没有对此加以充分重视，因此土耳其国内产生了对美国极为不满的情绪。  

从图4可以看出，一般认为联盟预期效益与联盟国家双方共同利益和利益分化的差值为负相关，联盟间共同利益差值越大，联盟预期效益就越小;反之，共同利益差值越小，联盟预期效益就越大。苏联解体时，土美联盟预期效益值达到一个顶峰，双方完成最初设定的联盟预期目标。冷战后，土美双方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随着苏联解体和伊拉克战争而变得越来越小，土耳其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下降，双方的利益分化急剧扩大，双方关系开始震荡调整，联盟预期效益开始逐渐减小。在冷战时期，为了遏制和制衡苏联，消除力量对比不平衡和孤立的状态，土耳其采取了追随强者战略，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支点，这是关乎土耳其安全生存的大问题。但是，从古巴导弹危机、塞浦路斯危机中约翰逊信函和武器禁运到苏联解体，土美结盟的最初威胁之源已经消除，双方战略依赖被严重弱化，再到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单边主义行动引发了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分离主义思潮，土耳其民众逐渐意识到，当两国利益出现冲突时，与大国的利益不对称关系将决定美国在必要情况下抛弃土耳其，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被抛弃感几乎成为土耳其人对土美关系的一种集体记忆。土美关系中交杂着多重利益的冲突，这成为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思潮上升的根本原因。  

 

 

 

 

图4土美联盟预期效益曲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自制。  

再次，从国际政治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来看，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追求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最大化，其并不顾忌盟友利益和安全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径，这不仅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普遍反弹，更加剧了其与传统盟友互信的流失。对于叙利亚危机，美国持续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巴沙尔政府，以增进其在中东的利益。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其目的是试图重塑中东秩序，这无疑加剧了土耳其的战略压力。2018年9月，特朗普宣布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遭到伊斯兰世界的一致谴责。  

自叙利亚危机以来，土耳其凭借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独特的地缘位置和世俗化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一度成为中东的“民主样板”国家，在中东事务上不断加大参与力度，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支持和武装“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一方面，土美双方在“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彼此指责，对叙政策的侧重点和战略目标各有不同;另一方面，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更是触动了土耳其的战略神经。土耳其致力于捍卫“政治正确”，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强烈谴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并称以色列政府为“恐怖政府”，其目的是将中东作为自己的战略后方，增强在地区问题上的话语主导权，摒弃将自身定义为“侧翼国家”的概念，谋求轴心国家地位，成为地区秩序的维护者和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二)土美关系多重利益的冲突  

土耳其与美国的矛盾根源是双方多重利益的冲突。屡屡爆发的外交危机反映出土美两国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具体来说主要在于以下这些因素。  

第一，葛兰组织是土美双边关系复杂互动的变量。作为葛兰运动的领袖，葛兰的思想包含大量的伊斯兰与西方沟通和相融合的内容，因此葛兰组织“温和伊斯兰”色彩和亲西方的政治立场在美国受到接纳和支持。对于正义与发展党来说，葛兰组织与正义与发展党从结盟到决裂的真正动因是其对土耳其政权的不断渗透和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严重威胁到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霸权。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国内民众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引导的舆论下，对“美国支持论”的猜测加剧了国内民众反美主义情绪，同时恶化了土美联盟的信任关系。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既没有对埃尔多安政府表示支持，也没有对葛兰组织进行谴责，土耳其国内上下强烈不满美国盟友的这种行为。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高调要求引渡葛兰，并在国内煽动反美主义情绪。美国对此予以拒绝，美国国内媒体甚至批评埃尔多安政府逮捕葛兰运动嫌疑人的政治大清洗是背离西方法治、人权和自由等核心价值观的反民主行为。而土耳其地方检察官则指控“CIA、FBI为葛兰运动文化中心挑选出的骨干分子提供各种培训”。土耳其民众甚至相信美国以某种形式煽动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旨在摧毁土耳其民族国家。土美之间在引渡葛兰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该问题也加剧了双方相互猜忌、指责和报复，恶化了土美双边关系。“签证危机”也与土耳其在国内持续打击葛兰运动具有直接关系，而伊朗裔土耳其商人扎拉布在美国受审一案的发酵，背后也牵涉到土耳其政府与葛兰运动之间的国际争斗。埃尔多安政府善于利用国内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反美主义情绪为其政策服务。  

第二，从2016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以后，土耳其“亲俄疏美”的政策转变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和现实利益，在伊核问题上更是与美国全力遏制伊朗的政策相悖。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通过多次多边会议联手重塑叙利亚局势。由于国家利益与政策目标的趋同，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结成“三方同盟”，并达成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土俄安全合作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土耳其的政策转变导致美俄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中发生微妙变化，削弱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在北约中的盟主地位，加剧了土美两国之间的信任危机和政策冲突。  

第三，库尔德问题是关乎土耳其内政安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成为土美外交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土耳其是中东库尔德人最多的国家，库尔德问题本质上属于土耳其内政，但其跨界性影响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美国发动两次伊拉克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东库尔德人的命运，催生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自治。  

自叙利亚危机以来，随着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不断壮大，土耳其调整了对叙政策的战略目标。土耳其之所以患上“恐库症”，是因为叙利亚库尔德的示范效应导致泛库尔德主义迅速扩散，刺激土耳其国内库尔德分离势力的兴起，并形成国内库尔德工人党与国外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内外联动。尽管美国将库尔德工人党(1987年)、库尔德自由之鹰(2008年)、库尔德自由生命党(2009年)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对其实施制裁，但美国对库尔德人采取多重标准，并将库尔德人视为“反恐盟友”，在叙利亚危机中长期对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提供武器支持，借此促进其在中东的利益。截至2017年7月，美国为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花费近10亿美元，这也是自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提供的规模最大的援助。2014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发言人表示，根据美国法律，库尔德工人党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是不同的。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东局势的碎片化发展趋势，美国政府与库尔德人有条件且有限的合作关系正日益趋于长期化。土美双方对待库尔德人的对立态度也决定两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矛盾短时间内很难得到解决。土耳其多次明确谴责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提供援助，要求美国改弦更张，划清界限。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库尔德人的援助有增无减，特别是2018年1月美国宣布协助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边境安全部队”，导致土耳其愤而直接出兵阿夫林。对于埃尔多安政府来说，库尔德工人党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内外联动时刻刺激着土耳其内政安全的神经，但也为埃尔多安政府打压国内异见人士提供了掩护，其中包括近期被监禁的土耳其库尔德政治领导人。  

(三)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推动  

土耳其布鲁金斯项目联合主任奥玛尔·塔斯皮纳尔在其文章《土耳其的反美主义剖析》中提到，土耳其目前对美国不信任的浪潮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伊斯兰主义身份和凯末尔主义身份问题。在土耳其穆斯林圈子里，来自国外的任何针对伊斯兰教的行为都会滋生反美主义情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积极进行世俗化改革，推动政教分离，然而伊斯兰宗教传统仍根深蒂固，并且在土耳其国内有卷土重来的迹象。伊斯兰主义的高涨成为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思潮发展的重要土壤。2005年9月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土耳其国内有超过43%的人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穆斯林，然后才是土耳其公民。在同一调查中62%的受访者表示，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政治中的重要角色。  

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者对美国充满了不满情绪。二战后，巴以问题成为中东难以解决的热点问题之一，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偏向性，这使得土耳其穆斯林同样难以接受，伊斯兰主义者认为美国政府已经被犹太人所控制，甚至有些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相信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土耳其。在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者看来，这是他们同样产生“受害者心理”的原因。土耳其国内穆斯林认为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侵犯。正如《纽约时报》2002年9月载文所指出的:“(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愤怒根植于这一观点:布什政府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给予以色列无限制的支持。这样的愤怒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高涨到空前的程度。”而影响世界和平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也是美国行为造成的。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这一时期在土耳其国内掀起了反美主义的新高潮。土耳其民众反对美国有选择地打击伊斯兰国家，强烈指责美国从土耳其境内打击萨达姆政权。据调查数据显示，将近2/3土耳其民众反对土耳其介入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他们认为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信仰发动的宗教战争。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者更是强烈要求土耳其政府应该与萨达姆政权站在一起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2017 年 ， 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针对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的影响因素在校园内进 行了问卷调查 ， 如图 5 所示 :  

 

图5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对土耳其反美主义影响因素的调查  

资料来源:ForrestWatson，“MitigatingAnti-AmericanisminTurkeythroughPublicDiplomacy，”ht-tp://www．thesis．bilkent．edu．tr/0003283．pdf，p．80。  

从图5可知，利益冲突与矛盾分歧始终伴随着半个多世纪的土美联盟关系，而土耳其国内的反美主义也随之此起彼伏。土耳其民众认为影响土美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美国支持库尔德人以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等。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7国公民入境，无限期中止奥巴马任内启动的安置叙利亚难民的计划，并将本财年美国计划接收世界各地难民的数量削减逾50%。曾有媒体表示，憎恨伊斯兰是特朗普竞选时的主题，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反恐战争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把穆斯林移民看作是意在从美国内部摧毁美国的第五纵队，并且在题为《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怯懦又危险》的社论中称，极端组织可能借这一禁令来传播这样一种认知:“美国是在与伊斯兰文明而不是与恐怖分子作战。”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79%的土耳其人对美国持否定态度，只有18%的人持肯定态度。同样的研究还显示，只有11%的土耳其人对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具有信心，82%的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信心。土耳其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10%～20%。据调查显示，对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发布的禁穆令，72%的土耳其民众表示反对，只有12%的土耳其民众表示支持。无论是特朗普身边顾问和亲友的“犹太属性”，抑或是特朗普访问巴以期间站在哭墙边静静祷告，还是宣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都显示出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而伊斯兰主义者则将特朗普的行为定义为对伊斯兰世界的宣战。  

 

 

 

图6特朗普上台以来土耳其民众的态度调查  

 

资料来源 : “ U ． S ． I m a g e S u ff er s a s Public s ar o un d W o rl d Q uesti o n T ru m p ’ s L eadershi p ，” htt p : // ww w ． pe w g l o ba l ． o r g / 201 7 / 0 6 / 2 6/ u - s - i m a g e - su ff er s - a s - public s - ar o un d - w o rl d - questi o n - tru m p s - le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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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7年土耳其民众调查数据  

资料来源:“Worldwide，FewConfidentinTrumporHisPolicies，”http://www．pewglobal．org/2017/06/26/worldwide-few-confident-in-trump-or-his-policies/。  

(四)美国对埃尔多安政府威权统治的态度变化加深土美矛盾  

美国指责埃尔多安政府的威权统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埃尔多安政府日益扩张的亲伊斯兰性质。土耳其日益伊斯兰化，不断扩大其宗教影响力。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哈罗德·罗德指出，土耳其所要复活的不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斯兰教，而是狂热的反西方价值观的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第二，从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到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不断打击军方世俗力量以及“温和伊斯兰派”的葛兰组织，肆意扩大反恐法适用范围，排除异己，压制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成为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背离民主制中法治、人权和自由等核心价值理念。埃尔多安控制了土耳其国家机构几乎所有关键职能部门———情报、警察、经济、外交政策和司法机构等。埃尔多安在利用政治资源的同时，还强力打压“政坛异己”力量。所有这些方面都引起了美国的不满，进而加深了土美矛盾。  

 

三、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影响  

 

在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精英阶层中，很多人对美国政治霸权、军事扩张和文化侵蚀等存在提防心里，从冷战爆发到冷战结束，土耳其在政治和文化上主流一直是亲西方，但依然呈现出间歇性反美主义。经历2016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和2017年总统制公投后，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达到新的高潮。正义与发展党指责美国包庇未遂军事政变的主谋葛兰以及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参与政变。土耳其当局逮捕美国驻土耳其使馆的土耳其雇员梅庭·托普兹，并监禁土耳其的美籍传教士安德鲁·布伦森。2018年8月20日发生两名土耳其民众袭击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事件。土耳其官方媒体还报道，2018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土耳其期间，土耳其国内爆发了反美游行。土耳其反对党“爱国党”青年分支领导人表示，土耳其国内2016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多次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美国，后者还在叙利亚支持恐怖分子。这位领导人还声称土耳其遭到政治、经济等所有威胁，背后都有美国的参与，呼吁土耳其民众一起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压迫表示抗议，等等。土美关系危机引发了土耳其国内空前的反美主义情绪。  

从2017年“签证危机”到伊朗裔土耳其商人扎拉布受审一案，再到监禁布伦森牧师和关税制裁，特朗普政府的制裁沉重打击了经济脆弱的土耳其。因此，土美两国关系陷入严重危机，从而促进土耳其政治精英和民众反美主义的高涨。从历史上看，土耳其在外部压力急剧增大时，其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民众对国家的责任感油然上升，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反美主义急流涌动。  

(一)土耳其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上升  

在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同时，土耳其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也在逐渐上升。2018年以来，土耳其里拉累计贬值已超过20%。土耳其经济统计部门6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土耳其5月的通胀率为12．2%，是新兴经济体中高通胀率的主要国家之一。6月的官方数据显示，土耳其最新失业率为10．1%，青年人的失业率达17．7%。2018年8月，土耳其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7．9%，连续第3个月刷新历史纪录。土耳其国内物价稳定面临“严重风险”，持续影响民众生活水平。分析人士指出，里拉的持续贬值，加深了土耳其民众对国内经济前景的担忧。美国实施的此次制裁更是将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土耳其陷入近1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对于经济严重下滑、里拉大幅贬值和物价上涨，土耳其民众将其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制裁措施，从而促发土耳其国内持续不断的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浪潮。  

(二)反美主义充当埃尔多安政府的政策工具  

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通过持续的政治变革强化执政力度，利用抵抗外部势力的话语获得民众支持，减少政治上的掣肘因素。埃尔多安善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公众舆论来实施政策，以加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因此，埃尔多安在外交上的强势以及在众多热点问题上敢于跟美国叫板大得民心，即使反对党如民族行动党和爱国党等也都公开力挺埃尔多安。  

一方面，埃尔多安利用反美主义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对美国政府施加进一步的压力。埃尔多安强硬表示，如果美国不引渡葛兰，他可能无法控制土耳其民众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在关税制裁危机中，埃尔多安曾公开表示:“针对土耳其，美国正在开展各种经济运动。别理他们。不要忘记，如果他们有美元，我们也有我们的人民，有我们的正义和我们的真主。”为挽救里拉的跌势，埃尔多安还呼吁民众将手中的美元换成里拉，积极参与这场“全民战争”。土耳其国内存在很多狂热的总统支持者，他们反美情绪高涨，纷纷烧美元、撕美元，以支持埃尔多安和回应美国的制裁。另一方面，反美主义导致土美未来合作环境不断恶化，土耳其对美政策回旋余地减少，缓和空间缩减，同时与美国在对叙利亚政策、北约等方面的合作也受到严重阻碍。  

(三)对美政策灵活度的降低和土美两国互信的削弱  

土耳其国内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降低了埃尔多安政府对美政策的灵活度，减少了日后对美政策的回旋余地。埃尔多安当选修宪后的首任总统，面对目前的危机和国内公众的压力，不得不对美国的制裁措施采取强硬立场。埃尔多安曾扬言要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反制裁，以彰显其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埃尔多安回应道:“我们将抵制美国的电子产品。如果(美国)有苹果手机……我们还有维纳斯手机和维斯特尔手机。”土耳其面临着“经济袭击”和“更大、更深层次的行动”，但是不会向美国让步。此外，反美主义也对土美两国在叙利亚问题、北约军务防卫、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产生了阻碍作用。  

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的日益极端化，削弱了土美两国的互信，恶化了两国的盟友关系。一方面，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对美国及其中东政策一概采取排斥态度，走向反美主义的极端;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的高涨导致美国对土耳其进一步的不信任，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显然，土耳其国内极端的反美主义不符合其国家利益。  

 

五、结 语  

 

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取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求，如冷战时期、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并没有将土耳其视为全天候的战略盟友。土美关系这种不对称的利益需求导致土耳其社会存在普遍的反美主义情绪，并且伴随着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增长，反美主义思潮不断高涨。2012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布赖兹(LisaBlaydes)和埃默里大学教授林策(DrewLinzer)用数据说明了过去20多年的反美主义，土耳其的反美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排名第一，国内反美率达到90%。  

国内学者李秉忠认为，对土耳其民众的心态可以概括为:虔诚的穆斯林，同时又讲究实用;本质上反对西方，又出于获得经济或政治利益而靠近欧盟;理论上奉行集体主义，行动上却表现为个人主义;针对他人往往鼓吹道德至上，针对自身的腐败却表现出宽容。  

土耳其的反美主义相对于中东伊斯兰国家具有实用主义色彩。一方面，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实用性体现于埃尔多安政府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即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土耳反美主义的实用性还体现在民众身上，实际上有很多反美的土耳其人向往美国生活，希望获得美国绿卡。  

从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发展来看，只要土美两国在葛兰运动、库尔德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仍陷于困局，土耳其国内的反美主义就不会停息。未来，由于土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需求，反美主义作为一种公共舆论也很难从根本上影响土美关系的发展，土美关系将继续呈现“斗而不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