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对中华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作用*
张先革，李朝虹，潘志平
摘要：契丹是中国古代北部的少数民族，也是高度中原化的民族。西徙契丹于1132年在巴拉沙衮建立政权，在西域地区建立了疆域辽阔的西辽帝国。西辽政权将中原政治制度引入西域地区并和西域当地的统治方式相结合，确立了中原政治制度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西辽以国家政权为依托，促进了中原政治文化、器物制造文化、社会风俗文化等在西域地区的传播，推动了西域各民族文化同中原文化的融合，对西域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上的中华属性以及同中原地区密切的联系，都说明了西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关键词：西辽；契丹；西域；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对西域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上繁忙的政治和贸易交往，将中原地区和西域紧密地联系起来。唐代，中央政府在西部的管辖范围囊括中亚部分地区，中华文化在西域的影响远超汉代。但唐末至宋末，由于吐蕃兴起和阿拉伯伊斯兰势力东侵，西域地区陷入了割据和混战状态，中原地区和西域的文化交流随之减弱。12世纪，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了西辽政权，这是继汉唐之后又一次对西域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华政权，对中华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西辽之所以深受史家关注，不仅在于其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还在于其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关于西辽对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作用，魏良弢教授和纪宗安教授做了大量宝贵的研究，但引用较少，本文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还试图论证西辽政权的中华属性，以批驳“新清史”学派认为少数民族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论断。本文的西域，是包括中亚在内的广义上的西域。
葛尔罕：来自中国的王
1125年，天祚帝被金俘虏，辽政权在中国北方的统治结束。在天祚帝被俘的前一年，即1124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带领一支队伍辗转至西域地区，在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建立了政权，耶律大石号“葛尔罕（汗）”，意思是“众汗之汗”的意思，中国史书称之为“西辽”，“世号为西辽”。耶律大石出身中国契丹皇族，《辽史》《金史》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史籍均有记载。《辽史》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金史》载“会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为元帅，石家奴为副，袭诸部族以还”。《世界征服者史》记述耶律大石“他们的老家在契丹，在那里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物”。《多桑蒙古史》载“，契丹贵人名讷失太傅者（讷失即大石），素为其国人所尊，遂西奔。逾乞儿吉斯之地，旋至畏吾儿突厥斯单。…尽取突厥斯单全境。而号古儿汗（即葛尔罕）”。关于耶律大石远征西域的路线，梁园东先生做了可信的考证：1124年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众西迁，渡过黑水，同年底到达可敦城，后在北庭会集七州十八部的军民，初步建立军制。为躲避金的追杀，1130年借道和州（今吐鲁番）回鹘西征，征杀万里至今中亚的撒马尔罕，大胜阿姆河流域的伊斯兰联军，收服了花剌子模，随即又西征至起尔漫（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1132年在起尔漫称帝，建立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史称“西辽”。
西辽出自中华政权一脉，可以从它对故土的留恋和进军中原，恢复辽统的军事斗争上得到验证。在北庭誓师西进时，耶律大石训师全军“我祖宗艰难创业…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藩，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思共救君父”。耶律大石在训词中说出了西辽和辽的关系及西征的原因是金的逼迫，目的是借助地方势力消灭金国，恢复辽统。在西域建立政权后，他仍心系故土，“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反映出耶律大石回归中原恢复辽统的决心和对客居西域的不甘。为了回归中原，西辽不断东征，试图将金从辽的故土上驱逐出去。金天会三年（1125年），耶律大石曾联合西夏进攻金国，并攻克金西部边地，致使金泰州都统于天会七年（1129年）上奏加强西部边防，“大石已得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西辽不断东征，给金造成了很大压力，金帝下诏“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限于当时的交通，金对西辽的情况不甚了解，为了解西辽的情况，金多次向西夏和回纥商人打探，天会八年（1130年）“夏国报曰‘小国与和州地壤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同年，金曾派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征讨西辽。皇统四年（1144年），金从回纥商人那里知道耶律大石已经去世，“回纥遣使入贡，言大石与其国相邻，大石已死”。为招降耶律大石，同年金派粘割韩奴经回纥地出使西辽。西辽还响应金国内的人民起义，趁机给金边境制造压力，“大石在夏国西北。昔窝斡为乱，契丹等响应。…若大石使人间诱，必生边患…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为恢复辽统，耶律大石还曾派人联合南宋进攻金。西辽对金频繁的军事活动，反映了耶律大石对辽亡的不甘和对中原故土的留恋。
西辽出自中国政权一脉，还可从契丹的民族文化属性上得到验证。契丹在民族文化上有一个深度中原化的过程。在同黄河流域人民交往的过程中，契丹不断中原化，而且契丹在接受中原文化时是自觉、自上而下并主动推广的，因此，契丹中原化的区域范围大，程度深。耶律阿保机在建国之初就曾祭祀孔子、修建佛寺和道观以收服汉人。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并由汉臣摘录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迹，史载辽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贞观政要》一书对辽影响深远。辽世宗“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多任用中原汉人治理国家。辽道宗对中原文化更是服膺“愿后世生中国”。契丹接受中华文化的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自发自愿，从官府到民间都比较彻底。至道宗时，辽统治者自认为和汉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辽末年，契丹与中原人已高度一体化。北宋时期，路振奉命出使契丹时，看到普通百姓“俗皆汉服”，从日常着装来看，从统治阶级到普通百姓契丹人已经和汉人没有大的分别，契丹人和中原人已经基本一体化。
至耶律大石时代，辽政权受中华文化浸染已经二百多年，契丹人接受中华文化的程度应该更高。据史载，耶律大石“通辽、汉字”“，字重德”，从姓名和通汉字来看，耶律大石已经和中原读书人没什么区别了。著名的中亚历史学家伊本·阿尔·阿西尔曾描述耶律大石：第一位古儿汗（即葛尔罕）长得相貌堂堂，身着中国丝制的服装。着中国服装，既是耶律大石的日常生活，也是中华文化在他身上的日常体现。建立政权后，耶律大石入乡随俗称“葛尔罕”，但同时又使用中原帝王传统的帝号和年号，“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不仅耶律大石，历代葛尔罕都有帝号和年号，体现出西辽统治者在心理上已经自认为是中华政权。如果说服饰、名字、帝号和年号是西辽政权中华文化属性的表面特征，那么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则是根本特征。西辽政权的官方语言，据巴托尔德推测，是汉语。西辽的官方语言是不是汉语，可以从钱币上的铭文看出来。史载西辽感天皇后塔不烟铸了“感天元宝”钱币，钱币正面印有“感天元宝”四个汉字。关于西辽的钱币，笔者在检索史料时有了新的发现，吉尔吉斯斯坦近年出土了四枚印有“续兴元宝”汉字的钱币，形制如唐钱，其中一枚出土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即西辽的政治中心虎思斡耳朵，专家推测应为西辽耶律夷列时所铸。这枚钱币是西辽文物最新的考古发现，还没有引起史学界的充分关注。国家钱币上的文字就是国家的官方语言，这是确定无疑的。从西辽钱币上的铭文来看，巴托尔德的猜测是正确的。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是有历史和现实逻辑的，一是耶律大石的官僚机构本身就高度中原化，汉语就是西辽统治集团的官方日常语言。二是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能够唤起西域各民族对汉唐政权的历史记忆，借以标榜西辽是汉唐政权在西域的继续，以此来增强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和号召力，从此也可以窥见耶律大石在心理上已经把自己看做是中原政权的后继者了。
西辽政权源自中国，还表现在境内大量的汉人口上。丘处机（1148—1227年）道号“长春真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于1219年赴中亚游历，在路上见到很多生活在当地的汉人，在田镇海（今蒙古科布多东南）“有汉民工匠络绎来迎”，在和州（今吐鲁番东），回纥首领的乐工“皆中州人”。长春真人向成吉思汗请辞时，曾告诉成吉思汗沿途遇到很多汉人，他们盼望他东归时能再相见“，来时汉人问山野以还期，尝答云三岁”。蒙古征服时期出使西亚的常德，于1259年在一个叫“铁木尔忏察”（今新疆霍城县东北）的关隘上见到了很多汉人士兵，“守关者皆汉民”。常德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见到很多汉人“，近五百里，多汉民，有麦黍谷”。在阿里麻里城（今新疆霍城县）也有很多汉人，常德看到“回纥与汉民同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关于西辽境内的汉人数量，笔者在翻检史料时发现两条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史料，一条是在邪米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当地破产的回纥农民“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即西夏人）等…汉人工匠杂处城中”。一条是在巴格达，哈里发的后妃都是汉人“，丁巳岁，取报达国（今伊拉克巴格达）…其妃后皆汉人”。从伊利汗国后宫汉人女子的数量来看，汉人在当地绝不在少数。蒙古远征中亚始于1219年，至常德出使西亚不过40年的时间，而西辽在中亚已经存在近一百年了，从汉人的产业和对当地生活习俗的影响来看，汉人在当地已经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不似是随蒙古西征的汉人。张星烺认为他们是随耶律大石去西域的汉军的后代。
前人还注意到西辽在西域地区保护并弘扬了儒释道文化。长春真人在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州境内）会见当地王公时见到过僧人，“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笔者在翻检文献时还发现了两条新的记载，一条是长春真人在别失巴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会见回纥王时，见到了很多僧侣和学习汉文化的人，“侍坐者有僧、道、儒”，足见儒、释、道在当地的显赫地位。一条是常德在赛蓝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曾看到过佛寺，“有浮图，诸回纥祈拜之所”。长春真人和常德西行之时为西辽末年和元初，从当地人对佛教的接受程度来看，当时的佛教应该在蒙古进入西域之前就已大行其道了，至少在西辽时代是大受保护的。在伊斯兰教日渐浸漫的当时，佛教在西域的存在和光大，凸显了西辽政权对佛教的弘扬之功。
沙黑纳：中原政治制度同西域地方管理制度的融合
据魏良弢先生研究，西辽的疆域东至土拉河上游，东北至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至咸海以北，南至阿姆河和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东南抵达哈密、若羌一带，与西夏为邻，国土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
西辽国土面积庞大，部族众多，地方差异巨大，为便于统治，葛尔罕将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属国制度引进了西域，并同西域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相结合，创立了既能够保持中央统一领导，又能保持地方稳定的社会管理制度——沙黑纳。沙黑纳既是地方长官，也是管理机构，拥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负责处理地方政务和征收赋税。“沙黑纳”显然和“葛尔罕”一样都是西域当地的官职名称，在志费尼时代它是一个阿拉伯词汇，是阿拉伯语言与中亚语言的变异。按同中央政府的亲疏关系，西辽的地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长驻沙黑纳的领地。这是西辽最重要的领地，多在虎思斡耳朵周围，葛尔罕派驻沙黑纳代表中央管理地方政事，收缴赋税，属直辖领地，原来的地方首领失去了直接管理地方的权力。二是定期派驻沙黑纳的领地，在重要性上仅次于直辖领地，多在直辖领地的外围。沙黑纳平时不驻地方，只在征缴赋税的季节才到地方来，原来的地方首领负责管理地方政务，在征税时协助沙黑纳征缴赋税。三是不派驻沙黑纳的领地，在重要性上又次之，多是西辽的边远地区。地方政事由地方首领管理，税收由地方首领征缴后送往中央，属非直辖领地。西辽对非直辖领地和直辖领地的管辖关系，是渐次递进的，表现为非直辖领地＜定期派驻沙黑纳的领地＜直辖领地。长驻沙黑纳的直辖领地，往往是京畿之地，或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中央政权至关重要的地方。巴托尔德认为，葛尔罕的直辖领地，只有“七河流域南部地区、伊宁边区和锡尔河州的东北部”。在直辖领地，“从谦谦州（在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境内）到巴儿昔罕（今吉尔吉斯坦伊赛克湖以南），从答剌速（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到牙芬奇（今新疆伊犁附近）”西辽都派驻了象征汗权的沙黑纳。西辽的非直辖领地相当于唐代的属国。从西辽对地方的管理制度来看，在直辖领地，施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在非直辖领地，施行的是属国制度。西辽的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是辽的国家制度在西域的延续，而辽的国家制度源自唐，有充分的史料依据。《辽史·百官制》对辽借鉴唐代的国家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记述“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东宫之官……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乃用唐制”，说明辽的官制，尤其是南面官制是取法唐制，甚至有的官制名称就是直接借用唐制。关于西辽建立官制的情况，《辽史·西辽始末》有明确记载，在北庭大会七州十八部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从其大臣的职务名称“六院司”“招讨使”“枢密使”等来看，西辽的官制是对辽北南面官制度的沿袭，是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在西辽的延续。
关于“沙黑纳”，纪宗安认为相当于辽南面官中的“少监”。《辽史·百官制三》“诸监职名总目”下有“某少监。兴宗重熙十七年见将作少监王企”，从释义来看“少监”是主管某一部门或行业的官员。志费尼称“沙黑纳”为征税官，与“少监”的职务功能相合。“沙黑纳”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管理机构，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地方驻军，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体现，通过驻军，西辽不仅加强了对地方的管辖，维护了地方社会秩序，还能为中央政权维护长期稳定的税源，对维持国家政权的生存意义重大。西辽的税收，一般税额较小，只向每户征收一个“第纳尔”，巴托尔德认为耶律大石的税制来自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什一税。关于西辽的赋税，《金史·粘割韩奴传》中有明确记载，“所获十分之一输官”，可与巴托尔德等的研究相印证。“一个第纳尔”在当时西域的税负中是较轻的，体现了中原王朝政权更替之初“轻徭薄赋”的传统，这正是耶律大石对辽亡深刻反思的结果，他将辽亡的原因归罪于统治者的腐化，导致百姓不堪重负而天下大乱，“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因此，他在西辽政权甫建立之时，就在西域地区实施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也深合中华封建政权在更替之初的共同规律。
西辽在西域施行中央集权制度，还体现在取消“伊克塔”制度和将领的兵权上。“伊克塔”是西域的土地分封制，在西域盛行已久。伊克塔制度起始时，领主对封地并没有所有权，但后来变成终身封地和世袭封地，地方的割据性逐渐显现。作为分封土地的制度，伊克塔容易导致地方割据和地方战争。巴托尔德这样描述评价伊克塔，“如同所有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国家一样，汗王将统治下的国家划分为封地，这些封地很快就转变为独立的领地，它们之间的界限经常发生变动并且彼此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当时西域的喀喇汗、高昌回鹘、花剌子模等诸汗国间就曾长年战争不断。为加强中央集权，葛尔罕取消了伊克塔制度，也不再向部属分封土地。通过取消伊克塔制度，西辽取消了地方首领和王公贵族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根本上取消了军阀割据的根源，有利于西辽政权的统一和西域的稳定。在取消伊克塔的同时，耶律大石还将兵权收归中央，在非战争时期“不把百人以上的骑兵交给任何人领导”。关于耶律大石将兵权收归中央的情况，笔者发现在《金史·粘割韩奴传》中有明确记载，可资印证，西域的回纥使者向金招讨司介绍西域境内的情况时，提供了西辽的情报，“俗无兵器，以田为业”。该条史料还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但它真实地反映了西辽政府将军队收归中央，不允许民间拥有武器，加强中央集权的史实。熟稔唐代历史的耶律大石对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旧事应不陌生，辽末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更是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取消将领的兵权，是耶律大石对中国历史和辽末将领拥兵叛立的历史深刻思考的结果，是对中原王朝兴替历史的警醒。
在定期派驻沙黑纳的地方，当地首领管理地方政事，沙黑纳在征税季节代表葛尔罕巡视地方政事，一是宣示西辽的主权，二是征缴税收。西辽保留征服前的地方权力体系，并将之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有利于在建立国家时减少中央同地方的矛盾。不派驻沙黑纳的地方，多在边远地区，属西辽的非直辖领地，即属国，是唐代的属国制度在西域的延续。原来的地方首领只要在腰带上别一块银片，表示臣服，就可成为西辽的属国，向中央政府州，乃用唐制”论述，但对辽怎样沿用唐的属国制度语焉不详。笔者在翻检史料时，发现辽沿用唐的属国制度有清晰的线索，《辽史》载，“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帅据曲为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则十部在其中矣”。唐时，契丹为唐代的一个属国，首领据曲为唐玄州刺史，管理属国政务。契丹建辽后，“乃用唐制”，自然而然地借鉴了唐的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对政治中心地区施行中央集权制，对边远地区施行属国制。不过，和唐对属国的称谓不同，辽称属国为“部族”，辽的部族有奚王、室韦、特里特免、稍瓦等，多在边疆地区，故有“部族实为之爪牙云”。在部族地区，辽任用部族首领管理地方政事。
施行属国制度，是由西辽自身的政治制度和西域地区的现实情况决定的。一是属国制度已经是西辽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二是西辽国土面积广大，情况复杂多样。当时西域地区王国林立，经济和文化形态各异，如果强制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将会激起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不利于西辽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只要承认对西辽的臣属关系并缴纳一定的贡赋，原来的统治秩序就可继续存在，这样既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又避免跟地方产生军事冲突。三是西辽政权内部统治阶层人口数量较少，在西域像辽在中国那样全面建立北、南面官制度，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面临的首要困难就是缺乏足够的人力和军力，如果强行驻军会导致兵力分散，会使京畿地区缺少足够的保卫力量。因此，西辽将中央集权制度同西域的地方制度相结合，对辽的政治制度加以改造，并借用了西域地区通行的官职名称，使西辽政权在西域地区扎下根来。总之，西辽的政治制度，源于中原王朝，特别是唐代官制，又结合了西域地区的现实状况，实现了本土化，既避免了中央同地方的激烈对抗，又有利于休养生息，客观上维护了西域地区的缴纳税收，并继续管理地方政务，“从前的地方性稳定和经济发展。西辽政权的建立，促进了中华王朝到处都继续存在，他们是古儿汗（葛尔罕）的附庸”。至于西辽的属国制度源出唐代，前人多引《辽史·百官制》中“辽……既得燕、代十有六制度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由于西辽在西域地区延续了汉唐以来的中原王朝制度，随着西辽的强盛，“契丹”这一称呼沿丝绸之路辗转传入俄罗斯和欧洲，西方将中国称为“契丹”，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契丹”一词又产生了许多变音和拼写法: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今天俄语“中国Китай”即源于契丹。
桃花石诸事精巧：中华器物文化在西域
西辽不仅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带入了西域，还带来了中国的制造文化。在随耶律大石西迁的契丹人和汉人中，有许多技艺精湛的工匠，他们为西域地区的生产生活注入了众多中华元素，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迁入西域的契丹和汉人工匠，凭借勤劳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在当地创立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他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艺深受当地人的肯定。在阿里马城（即阿里麻里，今新疆霍城县境内），当地人“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这里的“中原汲器”，可能是辘轳，长春真人在河中地区（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和泽拉夫尚河流域地区）见到过这种工具，“有回纥叟驱一牛挽辘轳汲水，以饮渴者”。笔者最近在哈密市伊州区调研时，在波斯坦村的博物馆还见到过这种汲水工具。不仅生产工具，中原地区的诸多商品也在西域地区广泛销售。元初，旅行家耶律楚材在斑城（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附近）见到很多中原地区制造或中原地区款式的器物，“城中多漆器，皆长安题识”。说明西辽有效地保护了丝绸之路贸易。
中原地区的织造工艺也远播西域。长春真人在谦谦州见到“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中原地区织造业比较发达，西域地区又多产棉花，中原地区的织造技术和西域丰富的织造原料相结合，织造出质地优良的棉布，行销西亚和中原内地。
中国的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也出现在西域的城市建筑上。西辽时期，中国的建筑材料砖、瓦等在西域建筑中被广泛运用。关于中国建筑技术对西域地区的影响，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吉尔吉斯地区史》有比较中肯的评价，“它们在建筑装饰方面，总的来说广泛地表现出汉艺术和汉文化的影响”。中亚学者认为西辽给中亚地区带来了汉文化的浪潮。西辽的工匠将中原地区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制式带进了西域，西辽时期西域的建筑广泛采用了中原砖、瓦、炕等建筑材料和模式。考古专家在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西辽时期的暖炕，这种建筑最早出现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冬季既能取暖，又能保持房间清洁。现在，“暖炕”在中国北方的农村地区至今仍然广泛使用。耶律楚材在河中地区也见到了这种建筑，“牛粪火熟石炕暖，蛾连纸破瓦窗明”。魏良弢教授认为这样的石炕系由西辽移民传入河中地区。前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克贝希姆（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发现了一座西辽时期的寺庙，寺庙的院落和大殿的结构布局都体现出汉人佛寺的结构特征。
西辽政权在西域地区维护并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影响，给西域社会烙上了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和生活，“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在和州（今吐鲁番地区），长春真人询问当地人的风俗时，当地人仍对中华文化心膺诚服，“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西辽政权在西域的存在，使中华文化以官方文化的身份在西域广泛传播。至今，中亚地区仍有许多以“契丹”为名的村落和地方。
西辽虽是契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在民族文化上已经高度中原化，耶律大石及其同僚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践行者，其在西域地区推行中原政治文化，保护和促进东西贸易往来，其境内相当数量的汉人，汉语被定为官方语言，中华器物制造技术、中华风俗等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都说明西辽对中华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西辽政权的中华文化属性也有力地证明了其是中华政权的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