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转型与小国追随战略评估*  

——以波罗的海三国对北约追随战略为例  

 

曹鹏鹏  

 

摘要：联盟是国家间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长期以来，从结构现实主义到新自由制度主义再到建构主义都对其转型有不同解释。冷战后，学者们主要从体系力量互动、联盟功能调整和主导国家的需求对北约联盟转型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学术界从“势力均衡”到“威胁均衡”再到“利益均衡”的不同视角都对追随战略有较为成熟的分析。笔者主要从苏联解体后的波罗的海三国受到体系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局限、国家身份认同重构以及国内决策层等因素压力的角度，分析三国为防范和抑制威胁性大国的安全风险而追随北约联盟战略的原因及动向。本文认为，体系压力处于紧张—缓和的持续转变中，小国的追随行为也将呈现出相对动态性。  

关键词：联盟转型小国追随北约战略美欧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9)02–0139–156  

 

 

北约联盟是一种安全共同体。但是，苏联解体引发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颠覆性转变，关于联盟关系、联盟理论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多，“联盟无用论”“联盟终结论”等不断出现，北约面临生存考验。此时，联盟内主导国家与次主导国家为了适应全球权力环境的变更，积极延续联盟关系、强化对盟友控制、扩大联盟职能，进而极力推动联盟战略、功能和关系的转型。北约联盟在冷战后的成功延续被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视为其具有生命力的表现。  

 

 

 

 

 

一、关于联盟转型的理论分析现状  

 

北约东扩后，其功能发生再调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重点从传统安全领域向综合安全领域转变，强调北约面临的是多层次且综合性的安全威胁；二是追求的伙伴关系由“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强调安全体系的整体性和全球性。北约的成功转型，为学术界研究联盟转型提供了范本。  

学术界关于联盟与联盟转型的理论主要体现在对权力、认知及利益因素的系统论述上。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认为，国家之所以结盟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而威胁认知则是国家选择结盟政策的关键因素。随着盟国对外部威胁认知发生变化，其对联盟义务的认知也深受影响，进而引发联盟调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则从体系与单元的互动中讨论势力均衡下联盟转变倾向的问题，认为出于维护国家安全需要而缔结的联盟，会形成对强国的有效制衡，但联盟也会基于对外部威胁认知的变化而发生转型。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形成复杂的相互依赖体系，会导致现实主义关注的生存或军事手段发生弱化，此时行为体关心的重点则是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决定联盟是否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平衡。b建构主义者更强调身份认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中所具有的作用。他们认为，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环境之中，形成对国际环境和其他行为体的认知，进而明确自身的定位，并界定其利益。国际建构主义学者主张，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于强权或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来源于根据收益/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或联盟关系，而是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  

综上，面对冷战后北约联盟体系的现实性调整，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均从自身研究视角对联盟转型进行了理论解释，结构现实主义从权力与安全视角对联盟转型内在动力的阐释最具解释力，但其难以解释联盟何时发生转型，且对北约转型后的长久性与持续性表示怀疑，如沃尔兹指出美国控制下的北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联盟，沃尔特则认为北约是依靠苏联的威胁才得以维持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忽视了在制度维持国际安全合作的命题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关系中的中心地位，且国家的行为选择是基于实力和利益出发。建构主义从身份认知视角探讨了国家对联盟的偏好选择，但其对与联盟转型的主导因素、大体时间和转型后如何维持联盟运作缺乏解释力。鉴于此，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作为对现实主义对北约转型问题分析的有益补充，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北约联盟转型的适用性  

 

沃尔特撰写的《联盟的起源》一书曾悲观地认为：没有清晰和现实的威胁，欧洲的政治家和美国的纳税人不可能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大规模军事存在。虽然北约复杂的制度减缓了北约前进的步伐，但只有苏联威胁的重新出现，才有可能使北约现在的形式得到维持。a出乎现实主义学派的意料，北约非但未在冷战后出现松散现象和解体的结局，还历经了四次战略职能的转变。北约不仅实现了功能调整与再造，还成功实现了战略转型，这为学术界研究联盟转型提供了范本（见表1）。  

 

表1北约四次转型文件及职能  

 

时间	文件	职能转变
1991年	《联盟战略新概念》	军事上：奉行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为主要任务的全方位防御战略；       政治上：对苏东国家奉行扩展战略，对俄罗斯进行战略遏制的同时保持战略对话与合作。
1999年	《北大西洋联盟战略概念》	调整北约组织宗旨：保障和平为主调整为维护稳定为主；调整北约任务：危机防御为重心转变为危机处理为重心；调整北约活动范围：由欧洲向周边地区拓展。
2010年	《积极参与现代防御》	突出时代发展特征：强调网络战防御和维护网络安全行动；关注重点：从传统安全领域转移到非传统安全领域；       联盟转型：北约扩大为全球政治军事联盟，以承担国际安全的全球性责任。
2014年	《威尔士峰会宣言》	一是重新明确北约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和捍卫成员国所面对的战略性和非常规性安全威胁；       二是通过了《快速反应计划》，以保证更快应对危机升级带来的安全问题；       三是增加成员国军费开支。

资料来源：庄湧：《北约转型及其对北约组织能力的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21页–26页；关孔文、房乐宪：《北约战略转型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启示》，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第138页。  

 

 

（一）联盟的体系功能再调整  

苏联解体后，全球秩序发生重大转变，欧洲地缘威胁得以消除。随着内外环境的变更，北约联盟共同利益出现萎缩。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组织结构随着功能更新完善而不断变化。北约的政治军事功能起初为制衡苏联威胁这一目标服务，苏联解体后，它必须彰显其对军事因素减弱这一新形势的适应性。  

首先，北约成功实现转型后，既承担旧任务，同时又积极扩展新任务。  

1999年4月23日至25日，北约制定的《联盟战略概念》明确了北约的新使命和战略目标，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二是基于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念”发挥作用；三是强调在全欧洲地区防止新威胁的出现；四是适时提出北约成员国扩大和北约职能范围扩大的议题，以便“使北约从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组织变为进攻性的政治军事组织”，并可以在防区外开展军事行动。2002年  

11月的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公开声明要对“世界范围内危机”进行干预，推动  

“集体防御”战略内涵不断外延，其结果是，联盟由军事安全领域转变为综合安全领域，由正式军事条约走向默认的军事协作行动。与此同时，北约也开始意识到其安全威胁在趋于多样化和不确定化，因而试图通过淡化自身的军事色彩和强调民主自由的政治共同价值观来维持自身存在的基础。  

其次，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渗透到国家间政治领域，北约的重点开始从传统安全领域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北约前秘书长罗伯逊（GeorgeRobertson）曾多次指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失败国家”已成为北约面临的三大新威胁。1991年北约出台的《全方位危机反应战略》制定了21世纪战略新概念，将干预区域外冲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作为北约联盟的新使命；同时北约还致力于适应日趋多元化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布拉格宣言》和《威尔士宣言》均高度重视反恐问题，并建议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提高打赢现代战争的军事能力。2010年11月19日发表的北约新战略概念文件《积极参与现代防御》，首次明确将恐怖主义、核扩散问题、网络攻击、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等界定为主要威胁，不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认为欧洲地区正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因而更加强调各种“新威胁”对北约当前和未来安全构成的挑战。新战略概念还认为，这些非传统威胁发展很快，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弹道导弹的扩散，已经“对欧洲大西洋地区构成了实质的、不断增长的威胁”。  

最后，联盟职能实现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制衡威胁的范围由“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北约因此成为真正具有进攻性的、涉及各安全议题领域的全球政治军事联盟。冷战结束后，北约开始追求“更大范围”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除了继续深化与现有框架下的北约伙伴的合作以外，北约还准备与世界其他区域性和全球性国家和组织进行政治对话和合作。北约从过去的16个盟国扩展为28个，新成员全部来自前苏东阵营。1995年9月，北约发布的《北约东扩报告》明确提出：东扩目标将不仅仅满足于把中欧、东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纳入大西洋联盟范畴，而是要形成一个新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架。b北约政治功能的加强主要表现在全欧政治影响力的加强上，旨在追求建立一个“和平、自由、统一的欧洲”，并认为只有追求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才能形成和平统一的共和体。  

2010年发布的《积极参与现代防御》战略文件再一次明确将北约开展军事行动的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并突出时代发展特征，集体防御由“专职防卫”向“策应全球”转变，全球伙伴关系变得和集体防御一样重要。例如，北约组织澳大利亚、格鲁吉亚等20多个国家的军队参加阿富汗战争。根据新战略概念，这些国家在北约未来制定阿富汗战略和规划军事行动方面将有更多的发言权。北约将自己的“新使命”扩展到防区外地区冲突领域，包括干预“人道主义危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导致北约“集体防御”的性质发生变化。在这两个战略概念的指导下，北约的军事行动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采取主动进攻方式，例如介入波黑战争、发动科索沃战争等，因而突破了在北约境内防御的禁忌；二是通过参与阿富汗战争，派北约军队培训伊拉克军警，派军舰到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等“远征作战”行动，突破了北约作为欧洲—大西洋地区军事组织的行动范围，把干涉范围扩大到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  

（二）体系内力量互动与主导国家的战略需求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体系与单元的互动关系是考察联盟存续的决定性变量，因此，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和国家需要是决定联盟是否转型成功的主要因素。体系内结构性压力与联盟转型存在决定性关系：当体系结构性压力适应性减小时，联盟内主导国家会通过寻求新威胁来源的方式推动联盟转型，以强化联盟体系。苏联解体后，欧洲地区的战略格局处于分化与调整阶段：一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十几个共和国力量分散、弱小，且大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偏离苏联共产主义；二是俄罗斯独立后，自身实力大为削弱，为获取西方经济援助，开始从原来的势力范围进行战略收缩，东欧因而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各种力量竞相博弈。总的看，俄罗斯、美国与欧洲在体系层面的实力分布与国家需求之间的互动成为北约转型与存续的关键因素。  

其次，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军事同盟中，主导国家的控制力比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领域的组织中更为有力。北约主导国家（即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地区战略目标需求是北约东扩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冷战后北约的战略转型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完成的，而美国也是北约东扩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第一，美国的联盟政策是要防止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其他大国挑战其霸权地位，因为北约是美国强化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推行其霸权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也意欲凭借其超强实力谋求在国际政治中的长期主导地位，而主宰欧洲安全需求是其维持在欧洲大陆以及稳定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保证。第二，美国的联盟政策是要确立北约在未来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强化北约的政治功能推动中东欧国家向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扩展美国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借此夺取苏联的势力范围，使俄罗斯失去中东欧地带的战略屏障，并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使其无法与美国抗衡。总之，北约联盟的延续与转型是主导国家意欲拓展霸权区域、维持霸权地位、推广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价值的产物。  

另一方面，西欧国家则试图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加强欧洲力量，冲破美国在北约“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所言，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与北约不可分离，欧洲国家的安全离不开美国。双方力量因相互借助而得到加强。a美国精英阶层意识到，如果北约组织解散，欧洲盟国便会追求更加独立的对外政策，甚至会制衡美国的霸权政治。因此，美国保持对欧洲盟友的联盟和牵制，必须对北约组织进行再调整，以便使其具有新的符合美国利益的联盟使命。但是，欧洲国家对欧洲大陆均势与安全保障的渴望，必然促使其在北约框架下寻求建立欧洲军事力量支柱和制定军事同盟战略。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希望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便使其重新融入到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来。1994年1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94比3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支持克林顿政府允许达到北约标准的中东欧国家加人北约。5月14日，众议院通过了《北约扩大法案》，要求政府在1999年1月10日之前争取让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顺利加入北约。可以预见，在美国霸权继续保持的情况下，北约不太可能瓦解。  

寻求新的“假想敌”也是联盟转型的重要变量。尽管两极对抗的格局已经终结，但是“冷战”思维始终是造成西方与俄罗斯陷入“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而战略上的“疑俄”心理依然促使其视俄罗斯为军事上的一大威胁。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其战略上的“假想敌”，并对俄罗斯的战略威胁过度放大。在北约决策层看来，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军事大国。北约继续存在并且东扩至俄罗斯的战略后方——中东欧地带，其目的就是要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2010年出台的名为《积极参与现代防御》的北约战略新概念，是冷战结束后北约制定的第三份战略文件，旨在尝试寻找新的“假想敌”，并通过职能转型和扩大干预范围，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实现全球战略扩张。近年来，随着美国的战略需求和北约联盟战略拓展，北约开始积极将地区制衡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  

北约广泛参与亚洲安全事务，很大原因来自于后冷战时期北约全球性制衡战略重心的转移，同时也受到亚太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变化的牵动。北约精英层普遍认为，以“上合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不断挑战北约主要成员国在全球公域中的“既有优势”，进而对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毫无疑问，北约介入亚洲政治安全事务，明显带有出于主导秩序需要而输出冷战思维之战略意图。  

 

三、小国追随北约联盟战略的动因考量  

 

（一）关于追随战略的分析  

肯尼斯·沃尔兹从势力均衡的角度论述国家的追随战略行为。他认为，作为组织的国家除了需要完成某些任务之外，就是需要保持自身作为组织的存在，国家很多活动都指向维持自身生存这个目标。斯蒂芬·沃尔特利用威胁均衡原理论述弱小国家的追随战略行为，认为小国的追随倾向源自于自身实力的弱小，但追随的对象一般都选择邻近的强国。弱国之所以会追随实力占优势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是因为加入其他联盟不能改变最终的结果。c由于追随通常是为了获益而不是为了应对重大安全威胁，在体系变迁的过程中，小国的追随更有可能出现。施维勒(RandallSchweller）以利益均衡论从体系和秩序的变迁论述追随战略，并依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利益偏好，将国家分成“狮型”国家、“羊型”国家、“豺型”国家和“狼型”国家，认为追随行为并不是如沃尔兹和沃尔特所认为的那样稀少，相反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追随现象，但国家是采取制衡策略还是追随策略，与权力结构或者威胁大小关系不大，最核心的解释变量应该是国家的类型。事实上，势力均衡、威胁均衡和利益均衡三种不同理论都给出了国家为何选择追随战略的原因及如何进行追随战略选择的答案。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合纵连横论也非常巧妙地解释了这一现象。起初，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游说六国诸侯，联合起来西向抗秦，最终迫使秦国废除帝号，对当时的天下大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后，身为秦相的张仪推行连横策略，使得秦国得以“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无疑，合纵连横作为当时的联盟战略，可以使较弱小的国家互相联合以抵抗强大国家来袭。但是，若抵抗失败，它们就纷纷追随强国以图自保。“合纵弱以攻一强”的合纵策略及“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策略更能体现中国古代的联盟战略。本文以体系压力、国内决策层和身份认知作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研究波罗的海三个小国的追随战略及其发展脉络，认为波罗的海三国作为体系内小国本身存在实力上的局限性，因此，在其选择追随战略时，首要考量的因素是外部环境威胁造成的国内极度不安全感。  

（二）小国追随行为的权衡分析  

当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时，自助原则使得小国陷入经常性的不安全境地。由于自身难以与大国匹敌和抗衡，小国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例如从大国那里获取核保护伞、武器和技术等援助。但是，势力弱小的国家无法通过自身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安全。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设定国家的压倒性目标是安全这一观点，小国必须采取追随或制衡策略，才能克服其对外部安全威胁的敏感性和维护国家权益手段上的脆弱性。然而，寻求安全的国家对它们所处的安全环境可能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但基于理性选择，它们都会采取追随强国战略。本文主要从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及身份重构三个视角来分析波罗的海小国在独立后选择追随北约的原因。  

1. 体系压力增大威胁预期  

新现实主义大师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研究了外部性威胁的构成要素，认为：综合实力＞地理毗邻性＞进攻能力＞进攻意图。笔者以体系中威胁来源为关键变量来讨论体系中国家在外部威胁的条件下面临的联盟选择，最终采用追随强者、制衡威胁为联盟选择的主要衡量标准，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因素对联盟选择的影响（见图１）。  

 

 

 

 

   

图1国家选择追随战略的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制作。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0页。  

 

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为了应对体系内大国竞争，其他国家被迫采取制衡、追随、防范和接触等战略。不过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国竞争所形成的体系内的结构性压力。在体系秩序迅速失衡的条件下，小国通常会寻求大国的帮助以应对无政府状态出现的安全困境；小国在综合衡量威胁来源的综合国力、地理毗邻、进攻实力与进攻意图时，往往会选择追随地区大国的联盟战略。首先，小国对邻国之间的冲突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小国难以继续独善其身，其安全压力自然会加大。其次，由于毗邻国家会竞相通过激励或惩罚的方式争取小国的支持，此时的小国保持独立自主和安全上的中立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最后，任何一方在实力对比中获得明显优势都意味着毗邻国家之间的均势将无法维持，这也会使小国的处境变得不利。a结合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本文假定现状作为体系内小国联盟的参考点，同时结合威胁制衡理论，把国家对威胁预期与风险以及国家损失和收益占优的情势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当小国安全面临的冲突系数增加，威胁预期增高，就可能框定损失占优的情形。为规避风险，小国必然寻求追随强者战略（见图2）。  

 

   

 

图2联盟预期价值函数图  

资料来源：肖斌《制衡威胁：大国联盟战略的决策行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年版，第133页。  

 

另一方面，顶层大国的军事互动与政治博弈使得体系压力相对紧张，在此状态下，小国的外交灵活度和选择空间就会变得更加狭小，要么追随强者要么制衡威胁，因而难以在大国之间两面下注或者选择动态平衡策略。长期以来，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一直是西方国家防范、挤压和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北约认定的最大潜在敌人。冷战思维、俄罗斯的大国情结、美国的霸权理念及北约东扩的日益推进，使得双方长期处于安全困境状态。从麦金德（HalfordJohnMackinder）的“心脏地带论”到斯皮克曼（NicholasJohnSpykman）的“边缘地带论”，欧亚大陆长期处于地缘博弈的困境之中：合作、和解和对抗交替出现，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地区的国家非常清楚生存的重要性，因而必须把维护和加强自身权力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双方地缘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要求博弈者拉拢盟友、排挤对手，同时还需要扩大博弈领域，使博弈场不断做大。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北约重新陷入激烈的对撞之中，对地区政治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双方在有关地缘价值取向方面存在认知差异，看似是欧亚两个政治力量的互相博弈，实际上包含了欧、美、俄三角关系，作用范围更是覆盖了整个北半球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双方冲突缓冲区的波罗的海小国，更是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角逐的对象。三国深知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北约接纳三国入盟无疑会在波罗的海形成对俄罗斯的战略围堵，这将深刻触及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总的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深层次矛盾，双方依然处于“安全困境”之中，因此，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之间的关系也难有重大改善。  

2. 国内政治决策层的认知倾向  

国内政治决策者这一微观层次的认知是影响小国外交倾向的最终环节。其对于体系形势的评判以及对于国内公众舆论压力的反应，都会对本国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确保本国的国家安全，并且获得北约经济和军事援助等利益，是构成波罗的海三国政府谋求与北约构建双边安全同盟的认知基础。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独立后奉行“回归欧洲”的政策方针，“尽快且不惜任何代价地”加入北约，其目标就是为了尽快融入欧洲大家庭。1997年12月，三国领导人会晤时，一致表示不接受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安全保证，认为只有北约才能保障它们的安全。这一思想在三国政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1994年1月，北约与波罗的海三国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框架文件。1995年9月北约正式公布东扩计划后，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决策者们均认为，《和平伙伴关系》是它们进入北约之门的“踏脚石”。  

波罗的海三国都存在强大的反俄政治势力，某些执政势力和人物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喜欢拿俄语居民地位问题说事，有时甚至将俄罗斯塑造成  

“敌人形象”和“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三国民间对俄难以泯灭的历史怨恨认知与对苏联共产主义不信任的群体记忆，也都是影响三国对外决策的国内因素。但国家决策层对外交决策的重要考量主要是对于威胁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认知。苏联解体以后，波罗的海国家依然将俄国视为最大的威胁，担心俄罗斯国内的保守势力会再次影响本国政治，因而积极向北约靠拢。总之，波罗的海三国愿意选择那些与它们没有历史恩怨而且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相近的大国作为合作对象。  

3. 身份重构助推认知倾向  

沃尔特在《联盟选择》中分析意识形态对于联盟建立的影响，认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联盟的选择。b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也认为，国家同质性是集体身份形成的三个重要因素之一，而集体身份会促使相同国家组成联盟关系。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并转型为主权民族国家的同时，重构国家身份认同，塑造了三国在冷战后的外交倾向，将欧洲和北约视为“我者”，将俄罗斯视为“他者”，没有选择加入俄罗斯认同的独联体，体现了其与苏联旧身份割裂的决心和更加强调自己作为欧洲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定位。  

首先，波罗的海三国要求割裂对于旧苏联的身份认同，政治上要求俄罗斯尊重其为主权民族国家。历史上，波罗的海三国曾脱离沙俄统治而独立建国，但不久又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直到苏联解体时，三国才重新获得独立地位。因此，在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强行占领的“国家记忆”符合三国强调国家法统延承的政治要求，因而始终牢牢统率着三国的民众记忆。由于三国对苏联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度普遍较低，大多数民众都不愿提及自身曾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尽管波罗的海三国政治家在加入北约与欧盟前有意压制了国内的反俄倾向，但在实现这一目标后，三国被压抑的反俄情绪终于释放出来。受此影响，三国的对俄政策更加敌对，揭发二战和苏联占领的“历史真相”也从民间学术层面上升至官方对外政策层面。三国政府在谴责苏联1940年对三国吞并行为的同时，还认定俄罗斯是苏联国际法地位的继承者，因为入侵波罗的海三国的苏军主要是俄罗斯人，他们也是苏联时期三国主要的统治阶层，所以，俄罗斯应该为苏联统治波罗的海三国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并有义务向三国进行忏悔和赔偿。c苏联解体后，三国敦促俄罗斯尽快撤离军队，并拒绝加入独联体，开始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向“正常国家”转型，在政治经济方面努力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2014年4月8日，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当局决定关闭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节目。总体来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极力撇清与沙俄和苏联的历史关系，同时加速其身份转型进程。  

其次，重构“回归欧洲”的身份认同。波罗的海地区地处东西方文化的分界处。16世纪宗教改革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开始接受基督教的路德教派，与今日北欧各国把路德教奉为国教的传统相似。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三国就开始走向了争取加入北约的进程，同时将俄罗斯视为继承苏联“富有侵略性质”的修正主义国家。毫无疑问，三国集体记忆中没法抹去的是其特有的“历史积怨、受伤害情绪和文化差异”，这成为其偏离“东向”而“回归欧洲”的主要原因。三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国家安全构想》和  

《防务政策》等官方文件，均表达了自己属于“欧洲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立场。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欧盟，并逐步完成了在技术标准、贸易司法等领域与欧盟接轨的工作，并积极推进自身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完善民主法制和人权保障机制。  

 

三、波罗的海三国全面追随北约战略的修正与调整  

 

小国因其自身实力受外部环境约束而在体系安全的问题上相对敏感，在面临威胁冲突时，小国容易受到威胁的不稳定因素外溢而导致本国陷入安全困境。但是，由于小国无法对体系安全形势作出精确预判而丧失其充分的政策灵活性，两面下注或者适当拉近与威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成为它们分散风险的理性选择。  

首先，波罗的海三国处于西欧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断层线上，与东方的俄罗斯和西方的北约及欧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是波罗的海三国虽然在政治、文化等认同上倾向于北约，但在经济、能源与民族问题上又与俄罗斯保持着相互联系，且构成某种相互依赖关系；二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势必影响三国的国家安全；三是文化上过度仇视俄罗斯势必催生本国的民族问题和经济、能源的脆弱性，不利于三国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四是战略上过度依赖北约联盟或者欧盟，有可能会在未来陷入到“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困境之中。鉴于此，波罗的海三国开始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适当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时在北约内部开始突出本国外交的自主性，并与北约政策拉开一定距离，这些都是三国从“全面追随”路线向“有限追随”转移的重要体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波罗的海国家出于现实国家利益需要，主动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三国在能源、过境运输等领域同俄罗斯开展合作，而俄罗斯在贸易和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也需要三国的参与和支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固然要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共处，波罗的海国家也同样应学会与自己的现在共处”。  

其次，北约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分歧。北约东扩的整体战略虽然得到了各成员国积极支持，但对东扩的候选国选择存在部分争议。北约东扩之初，美国作为主导国家，出于维持全球霸权地位和拓展其战略范围的需要，积极支持北约无限制扩张，甚至主张扩至中东欧所有国家。英国则更加强调北约东扩之举延续“精英道路”或“贵族道路”，反对不加选择地将所有国家纳入联盟体系的做法。德国与部分西欧低地国家则主张，首轮北约东扩应当包括维谢格拉德集团（指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以此占领欧洲安全战略的核心地带，扩展北约的防务安全前沿。法国与意大利则从北约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重点选择南欧国家与东南欧国家作为北约扩大的主要对象。北约东扩正是这种不同利益冲突、协调和平衡的结果。  

波罗的海国家独立之初，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要求俄罗斯从三国领土撤军，并一度谋求中立政策。在确保获取北约联盟体系内安全保护之后，三国又采取了完全依附北约的追随外交战略。但是学术界认为，虽然通过加入北约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回归欧洲”身份的目标，但在旧安全观念的影响下，三国并未与联盟成员国建立起新共性，在诸多问题上仍然表现得“亦非西方，又非东方”。尽管三国努力使自身趋同于北约与欧盟的“共同对外政策”，但是，三国对大国严重不信任的集体记忆又使其担心沦为“二等公民”，会再次被西欧大国所抛弃，重蹈成为二战前苏德划分势力范围牺牲品的覆辙。例如，在北约安全事务上，各成员国内部讨论对俄罗斯政策时常常出现不一致声调，传统西欧国家主要关注北约联盟的新危机挑战，因而在对俄罗斯态度上相对暧昧，既不愿与其交恶又不想接触太密切。而波罗的海三国则更加关注北约联盟对俄罗斯的制衡作用，强烈要求“避免使我们再次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交易的对象，或以我们的损失换取他国的利益”。  

长远看，只要中东欧局势依然严峻，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困境将始终存在。三国不止一次对北约提供的安全保护表示不满，对北约框架下采取的集体行动也表示不满，认为需要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边境地区的军事演习转变为侵略行为。对此，立陶宛国防部长尤奥扎斯·奥莱卡斯（JuozasOlekas）曾直言：“除了增兵以外，我们还希望北约将更多的战机和武器装备部署到本地区，以阻止可能面临的空中侵略。”  

 

四、结语  

 

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直言，北约不是为欧洲设计的而是为美国设计的军事联盟。后冷战时期，北约联盟的历次转型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完成的，其转型也是为了适应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和地区战略构筑。美国的态度和战略重心无疑对北约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机制下，不对称型联盟管理困境就会凸现出来。尽管盟国在政策上可以采取“软制衡”方式来约束美国的行为，在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上采取“优先追随、动态平衡或者选边站策略”来弱化这种不对称局面，但都不可能动摇美国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在现实情况下，小国的威胁认知程度来源于其对其他行为体的综合国力、地理毗邻性、进攻能力和进攻意图的考量。作为国家体系中的小国，其实力与体系其他行为体的不对称性，加剧了它们对其周围环境秩序的安全担心，这也是波罗的海三国全面追随北约联盟战略的主要原因。  

总之，波罗的海三国追随战略选择是基于体系压力、身份选择和领导人的权衡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意图在于制衡潜在威胁并寻求北约的安全保护。这种追随战略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会呈现出相对微妙的动态性和波动性，并与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联动性，具体表现为：当体系压力增大时，三国会密切关注体系结构的变动和威胁来源的变化，在全面追随北约联盟的同时，期望对威胁国形成压制性的战略优势；当体系压力相对缓和时，三国的追随战略选择可以兼顾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偏好，并根据共同利益同时增进与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实行微妙的动态追随策略。  

 

（作者简介：曹鹏鹏，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乌鲁木齐，830001）  

 

收稿日期：2019年1月  

（责任编辑：齐沛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