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乌兹别克斯坦独特的社区自治：“玛哈利亚”
阿依吐松·苏旦潘志平
摘要：“玛哈利亚”源于内亚农耕文化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乌兹别克斯坦现代国家建设中，以“玛哈利亚”构建社区组织，在凝结乌兹别克斯坦社会齐心协力、相互理解、包容等特性中，发挥更多现代社会治理的功能，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尤其值得品味的是，原带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玛哈利亚”，现被世俗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改造成对抗极端主义的有力工具，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现代“玛哈利亚”魅力之所在。
关键词：乌兹别克斯坦；玛哈利亚；传统；现代；社区自治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不到30年，但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充分体现在它的民族国家的建设之中，其中，“玛哈利亚”这一独特的社区自治组织和方式，就是突出的表现。刚逝去的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一直致力于“玛哈利亚”的建设，他强调：“建立在民族传统和思想观念基础上的玛哈利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自治机关，其意义一直是很大的”。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对它的研究最为丰富。西方学者也有对此感兴趣的，其关注点是它的“自治”和“非政府组织”（NGOs）。国内关于“玛哈利亚”已有一些研究，主要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的吴宏伟博士和他的学生。2008年至2013年出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参赞的许涛博士，也非常关注乌兹别克斯坦的“玛哈利亚”。其实，“玛哈利亚”源自内亚古老的农耕穆斯林社会，维吾尔传统社会中也有“玛哈利亚”，虽然如今已几乎看不到其痕迹。本人愿意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化这一研究。
一、“玛哈利亚”：穆斯林农耕社会的传统
“玛哈利亚”，本意就是社区，来源十分古老，有人说是源自阿拉伯语（maHálla）。其实，它在内亚普遍古老地存在，这反映在许多民族语言中，如：乌兹别克语中的mahalla，塔吉克语中的махалла，维吾尔语中的
（м藿h藿лл藿），阿塞拜疆语中的m藿h藿ll藿，土耳其语中的mahalle，伊朗波斯语中的（mahallee）或gyzar。“玛哈利亚”就是社区、地方，比如出生地、受教育地、度过一生之地。
从“玛哈利亚”分布状况来看，它有几个特点：一，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聚居地的更大范围的中亚，这里姑且说是亚洲内陆腹地，或“内亚”地区；二，这都是农耕地区；三，穆斯林地区。
乌兹别克斯坦学者认为，“玛哈利亚”至少有千年的历史，比如中亚历史学家纳尔沙希
（Наршахий）1100年前在《布哈拉史》一书中为了管理人民而提出了这一概念。再如，有学者在1000多年前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著作《突厥语大词典》中找到了关于“玛哈利亚”的解释：“地方贸易手艺活动中心。”这些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考，但无论如何，它在内亚历史悠久，毋庸置疑。
亚洲腹地自遥远古代就分出飘泊游牧与定居农耕两种生活生产方式。前者表现为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一个血缘家族就是一个子细胞，如在哈萨克社会就是一个个七代人的圈子；后者则是定居的村落，作为地域性城镇或定居生活体现的“玛哈利亚”，它的出现与村庄的发展和都市化历程紧密相连，城市和村庄的群体（如亲属关系和职业范围）按照自己的区域范围密集地坐落在一起，这种地区自阿拉伯入侵以后被称为“玛哈利亚”，其显著标志就是按照所属部落，围绕著名人物、地名（如灌溉沟渠、泥沟）、某一区域的地理位置而命名的。它的兴起与阿拉伯人的入侵和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相联系，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们开始团结起来，继承千百年来的友好邻里关系、道德标准、文化传统。“玛哈利亚”一词对乌兹别克人来说意味深长，不仅仅只是“组织”，而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本地人传统的文化和经济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学者普加琴科娃（G.A.Pugachenkova）就阿拉伯人到来后的中亚市民生活写道：
中世纪时期，中亚地区的城市往往被设计成长方形……城市的内部设计却毫无规则可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连接各个大门之间的街道分布。这些街道并不总是笔直向前。相反，它们往往纵横交错……各大街道之间还会有些gyzars和mahalls，以及复杂的小巷网所构成的十字路口。在这个范围内是居民区，地方上的清真寺、（私塾）和公共蓄水池所在地，从而形成了社区化的生活风格。贸易和手工艺制作也有固定的地区。
其实，如您有幸到访新疆喀什吐曼河畔的老城高台民居（如今已被维护成五A级景区，占地5.7万平方米），可以在那里见到：弯弯曲曲、错落有致的古街深巷，高台民居、跨街楼、社区微型广场、清真寺、店铺、临街手工作坊。这一切就是维吾尔社会“玛哈利亚”的遗迹。
二、独特的现代创意
“玛哈利亚”是古老的社区，内亚穆斯林的社区，归根到底是以清真寺宣礼的召唤为范围。
因此以清真寺为单位形成一个个“玛哈利亚”，清真寺被认作“玛哈利亚”的精神文化中心。
“玛哈利亚”不是宗教组织，也不是宗教团体，但其深厚的伊斯兰韵味是独特的。
“玛哈利亚”文化在中亚虽有深厚的根基，但终究不为苏维埃政权所欢迎。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曾发布《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庄严宣布：“今后，你们的自由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机关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和不可侵犯。”但联共实际上视宗教为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敌对的意识形态。从1925年起，苏联政府对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所有宗教的活动加以限制，关闭了大部分清真寺，随后又废除了宗教学校，销毁了大量宗教文献，除在二战期间有过暂短的松动外，几十年如一日地推动“反宗教”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有着浓郁伊斯兰韵味的“玛哈利亚”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落。
尽管如此，“玛哈利亚”在乌兹别克斯坦仍未绝迹，20世纪8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每个
“玛哈利亚”的人数大概有400～800人。例如首都塔什干市共分为四个达哈（даха，区），每个区由许多“玛哈利亚”组成，全市共有449个“玛哈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全国共有一千多个“玛哈利亚”。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调整宗教政策，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宗教活动场所有所增加。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党和政府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几十年来一贯采取的严格管理和监督政策很快出现失控。就连乌兹别克斯坦清真寺的社会功能也完全不一样，除了基本宗教功能外，还可以用作进行教育、慈善事业以及诉讼的场所。
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努力探求自己的独立发展模式，其中的创新就是建设和发展“玛哈利亚”。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于1993年9月2日通过了《公民自治机构法》，2004年8月27日、2004年12月3日前后分别对本法律进行更改和完善。2013年4月22日再次作补充，其内容日益丰富且完整，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玛哈利亚”的地位、任务及职能。
从此，“玛哈利亚”开始作为居民自治组织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地的“玛哈利亚”社区组织和以清真寺为核心的地方穆斯林社区组织迅速代替了以前的街区委员会。在一些宗教传统浓厚的地区，清真寺、教职人员和宗教学校等曾一度成为社区活动中心，致使世俗的社区行政职能被伊斯兰教务侵占，居委会和村委会被一些穆斯林社团或伊玛目取代，“玛哈利亚”变成集宗教、行政、文化、经济于一身的穆斯林社区行政机构，得到穆斯林群众的广泛认同。从1992年开始，“玛哈利亚”委员会的成员由所在社区的居民选举产生，由地方政府确定具体人数，承担基层社会工作。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逐渐加强了对“玛哈利亚”组织系统的管理，其要点是将以清真寺为中心改为以政府所控制的世俗社区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末，乌兹别克斯坦共有1.2万个“玛哈利亚”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管理的居民家庭从150个到1500个不等。实践中，“玛哈利亚”必须服从当地行政长官的领导，其大部分活动经费及工作人员的工资由政府发放。政府还特别成立“玛哈利亚”社区慈善基金会，基金会还有一份名为《社区》（махалла）的日报。传统的旧“玛哈利亚”与改革后的新“玛哈利亚”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清真寺管“玛哈利亚”，后者是“玛哈利亚”管清真寺。
2003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玛哈利亚年”（годмахалии）。玛哈利亚”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并更加全面、直接地嵌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空间治理的重要治理力量和治理机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会转型，“玛哈利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开始进一步多元化。卡里莫夫总统提出，在改革道路上我国务必实现管理一体化，下放权力，发展公民自治体制“玛哈利亚”。
“玛哈利亚”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特有的社会组织，得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高度支持。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为国家改革设定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把乌兹别克斯坦“从强大国家转变为强大公民社会”（отсильногогражданстваксильномугражданскомуобществу）。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一再强调：“我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无法相提并论的社会管理组织‘玛哈利亚’”，“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像‘玛哈利亚’一样，能够使人们在彼此之间赢得信任，并成为居民认同的社会机制”。乌兹别克斯坦能够如此稳定，“玛哈利亚”发挥了关键作用。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在2012年1月19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将强化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的发展，加强对年轻家庭的物质及精神文化支持，加强“玛哈利亚”的作用。在现代社会融入传统的“玛哈利亚”精神，是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的创新。
“玛哈利亚”作为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公民自治组织，逐渐引起当今国际社会的关注。2012年在撒马尔罕举办了以“自治组织在巩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参加的有来自日本、韩国、德国、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的专家。纽约国立大学教授帕尔维兹·马尔维德泽（ПарвизМорвидж）强调：“乌兹别克斯坦与国际社会分享其成功之路，因此乌兹别克斯坦独立的发展模式值得其他国家借鉴。”英国专家伯纳吉特·米利（БернадетМилл）说：“‘玛哈利亚’是能够在居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美国官方代表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玛哈利亚”也产生兴趣，因此2015年召开了乌兹别克“玛哈利亚”学术会议，重点讨论了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治理的经验。
三、形形色色的职能
2015年4月10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大选过程中，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在谈到社会政策决定人民满意度的话题时，提出了“玛哈利亚”目前在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接管了某些政府职能
自1997年开始，实行了对未成年子女家庭提供社会帮助的新办法，帮助完全通过“玛哈利亚”委员会进行。49.9％的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申请补助，其中66.9％的家庭领到了类似的补助。其职责是解决居民之间的各种矛盾，操持居民的婚丧嫁娶，甚至可以处理本村社内的犯罪。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把三十多项职能移交给“玛哈利亚”，包括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分配、失业补贴。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玛哈利亚”还会做一些促进居民就业的工作，为企业经营提供咨询和一定的场地。“玛哈利亚”联系有关部门，迅速解决居民的生活问题。比如，一个家庭的天然气或者水电出了故障，就直接找“玛哈利亚”，而不必找政府。此外，“玛哈利亚”还对辖区内企业的经营进行监督与管理。
解释宣传政府政策法令
国家有新的法规和法令出台后，地方政府会提供材料，由“玛哈利亚”向人民解释。“玛哈
利亚”是一种区域性的居民自治组织，当地居民定期聚会，一致商讨有关民众的公共事务，以民生问题为重点，比如住房、饮水、教育、就业、社会治安等。市长每周一开会，“玛哈利亚”的主席都会参加，把自己所在地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会商解决。“玛哈利亚”下设各种小组，力图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涉及有关教育、思想、社会扶持、纠纷调解、环保等。“玛哈利亚”还参与立法工作，举行听证会，收集居民意见，汇总后提交给议会两院。可见，社会组织一旦被引入到社会治理中，将有利于社会管理。
丰富的慈善、妇女、儿童工作
“玛哈利亚”具有慈善的特点，对居民中低收入、缺少社会保障的阶层给予帮助。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促进居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丰富民族传统与风俗，协调和支持有关委员会活动。主要任务是全面维护贫困家庭和多子女家庭、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群的利益；对成为本基金会成员单位的企业、组织、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社会保障；对本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改革给予支持；为发展教育和形成道德精神方面的财富创造必要的条件。
“玛哈利亚”还设有“宗教启蒙和思想道德教育咨询专家”和“社会志愿组织负责人”等职位，鼓励成员互助，尊重老年人，关心儿童和病人。目前每个“玛哈利亚”下设15个委员会：精神教育委员会、宗教教育委员会、妇女委员会、未成年人委员会、社会福利救济委员会、学前教育委员会、从事社会事业中心委员会、社会控制委员会、保障权利委员会、确保社会稳定委员会、社会事业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公共事业环保委员会、服役委员会、企业发展委员会、征税委员会。“玛哈利亚”内分工日益明确“，玛哈利亚”管辖下的每个学校、医院等机构每周都会收集居民意见，向“玛哈利亚”汇报，以便调整工作。每个“玛哈利亚”都有一个卫生所，对居民实施免费服务。“玛哈利亚”积极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2014年11月，在塔什干举办的主题为“结成社会伙伴关系以造福儿童”的国际论坛，提出发挥“玛哈利亚”的作用，增强其培养健康儿童的权力和能力，并向困难家庭提供即时和有针对性的金融及道义支持的建议。
与清真寺保持一定距离
2014年7月10日，阿卜杜瓦希托夫在上海社科院告诉记者，150年前的“玛哈利亚”更多地围绕在清真寺周围，当时“玛哈利亚”还有独特的法律特色，而现在的“玛哈利亚”早已不用伊斯兰教法来统治社会，与清真寺也保持了距离，就连乌兹别克斯坦特有的茶馆文化也与以前不同了。他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地区也有“玛哈利亚”，但宗教色彩比较浓。中国新疆也有“玛哈利亚”，多与清真寺关联。“玛哈利亚”最大的特点是：既围绕清真寺而立，契合穆斯林社会的社情，又坚持其世俗性而与清真寺保持一定距离，甚至还肩负着管理社区内的清真寺的某些职责，这样就可以汇集所有的人，形成互助伙伴。有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就再也不用担心境外势力支持的组织了。
四、新任务———反恐和去极端化
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的“玛哈利亚”法律基础完备，职能多样，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代行政府的一些职能，充当政府的得力助手外，还被赋予对抗极端主义、去极端化的新任务。
乌兹别克斯坦深受伊斯兰教影响，其人口约3000万，其中93％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乌兹别克斯坦又与动荡不安的阿富汗直接接壤，自立国以来就面对着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威胁。2014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开始从阿富汗撤出，来自南部边界的极端恐怖威胁在加剧。
面对极端恐怖威胁，从2004年10月18日开始，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将遍布城市和乡村的“玛哈利亚”推向反恐第一线。2013年，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在国外从事恐怖与极端活动的案例频出，说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网络化的趋势明显，乌兹别克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工作的难度加大。作为中亚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更倾向于通过立法、执法、严管宗教活动等根治宗教极端主义。在去极端化方面，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体制，建立庞大的宗教管理体系，尤其重视解经队伍建设，以“正信挤压极端”，如组建“伊玛目布哈里国际中心”，旨在系统培训提高宗教人士的理论水平和反极端意识。卡里莫夫总统始终主张通过民间自治机构“玛哈利亚”，紧紧依靠群众，打响反恐维稳的群众战争，形成群众全面广泛参与的反恐维稳格局。既设立“宗教启蒙和思想道德教育咨询专家”来监督清真寺伊玛目的传教内容，还选拔对不良宗教思想具抵抗力的优秀青年组成“玛哈利亚卫士”，维护社会治安等。2015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自治组织学习抵御“伊斯兰国”的渗透。乌官方对“玛哈利亚”负责人进行反恐培训，内容包括讲授当前极端主义形势，如何劝解激进公民回归正确道路。此外，在该国每个中学都有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相关课程，每周一次，且有统一的教学课本。
2015年10月17日的《中亚在线》报道：伊斯兰国加入成员中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未成年（9~14岁）的儿童。为了阻止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加入类似于“伊斯兰国”的组织，“玛哈利亚”积极协助当地执法机关监督是否有商人秘密提供资金支持极端宗教主义分子。卡里莫夫提倡反恐要从儿童抓起。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在青少年培育和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三反”课程进学校，反吸毒，反宗教极端主义，反恐怖主义。学校通常会请当地执法部门的现职法官、警察来校授课，就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对学生进行案例教学。这种鲜活的授课形式新颖，而且现实性、警示性、权威性都非常强，直观、震撼，对教育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宗教观非常有益。看来“，玛哈利亚”在反恐方面的影响力是显著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的作用。“玛哈利亚”反恐暴职能的增加，有助于社会局势的稳定。
五、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考
基层建设及管理，一直是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社会治理”（SocialGovernance）这一学术概念，源自西方社会学。学者认为，管理复杂社会的任务不再只有政府负责，它还涉及类别广泛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社会“治理”最广义的说法是指协调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政府可视为参与治理的机构之一。此外，在国家政府与家庭之间还有诸如教会、俱乐部、商会、工会、利益团体之类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又译作“公民社会”），其作用愈来愈重要。这就引出了“社会控制”论，即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Ross）1901年首次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社会控制”（SocialControl）这一学术概念。其时，由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兴起的大规模移民潮，美国初级群体和社区迅速解体，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越轨、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出现。在这一背景下，他认为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新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即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进行约束。他还认为，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等，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措施。上世纪60年代以前，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曾在美国风行一时。某些西方政治学家坚决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曾努力地清除市民社会，控制社会中的一切。当一个所谓的“极权社会”如苏联、伊拉克解体、崩溃时，它们留下了社会控制的真空，社会从而陷入混乱。俄罗斯因没有市民社会而出现威权主义政体，而中欧，如波兰拥有强有力的天主教会，很快就迈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西方政治学愈来愈感兴趣于介于政府（公共）和家庭（私人）之间的社会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讨论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社会控制的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问题是，尊奉教皇而排斥共产主义，将基督天主教会认定为发展市民社会的民主基石，是一种以西方宗教为尊的社会治理理念，浸透着反共的意识形态，不足为训。
其实，如果说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政治家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机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政治家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复兴实验过程。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的：“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社情，也就有各自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模式。本文讨论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玛哈利亚”就有其鲜明的特色，愈来愈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2014年7月9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治理经验比较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高翔在致辞中表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22年以来，在卡里莫夫总统的正确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推进和完善社会建设与治理是实现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也是中乌应当加强互相了解、互学互鉴的重要领域。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创造性地把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与本国民族特点和实际相结合，赋予“玛哈利亚”这种基层民间组织以新的功能和活力，值得赞赏。
乌兹别克斯坦的“玛哈利亚”是传统的：它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源于伊斯兰文化，大体上是以清真寺呼唤为界，深受清真寺控制，深入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底层。
当代乌兹别克斯坦的新“玛哈利亚”是现代的：它根植于传统的具有伊斯兰色彩的“玛哈利亚”，但又融入现代生活；它也大体上以传统的清真寺呼唤为界，但它非但不被清真寺所控制，反而承担监管清真寺的重要职责。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它成为了执行政策的得力助手和对抗极端主义的有力工具，最重要的是被世俗的乌兹别克斯坦改造成为全民一致反恐的重要阵地，为社会稳定和国家兴旺作出了贡献。新“玛哈利亚”社会功能极其丰富。首先，社会对女性的尊敬和关注度增强，而且为其发挥社会作用提供平台；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它既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又是儿童活动玩耍的重要场所。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接触和体验既传统又现代的日常互助联系及各种文化仪式，逐渐成为“玛哈利亚”社会结构循环再生产的后备力量。这种至少千年历史的传统“社区”，如今成功地融传统与现代的“社区”———新“玛哈利亚”，在建设新“玛哈利亚”的过程中，体现着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治理”的有意义的探索。
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验说明，尽管“玛哈利亚”是传统社会组织，但以适当的方式与现代社会融合，对当今社会稳定、人民内部团结可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