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研究】侯艾君：中亚的学术论战 意识形态与国家冲突
内容提要:
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的论战最为持久。论战波及中亚地区各国，并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这种学术论战反映了中亚各国独立后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学术界的论战最为持久，而且最为尖锐。论战波及整个中亚地区，甚至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
2010年以来，尤以塔吉克斯坦院士拉希姆·玛索夫同乌兹别克斯坦院士鲁斯坦·阿布杜拉耶夫的论战最为引人注目。
这种学术论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既是现存问题的反映，也在消极地影响着中亚国家间的关系。本文试图追溯中亚国家学术论战的起源和进程，并对其社会政治实质及影响进行分析。
一、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亚新独立国家开始重新建构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有美国学者曾经指出：“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又说，“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塑造民族历史的形象，去叙说民族过去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就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不同故事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是代表民族伟大精神的不同形象之间的竞争”。
即使对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增强国家凝聚力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中亚国家是一些年轻国家，重新阐释本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强化意识形态建设以塑造国民就显得尤为重要。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
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领导人都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对其运作机制也很谙熟，因而各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共性，但也有各自的特色和侧重点。中亚各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包括许多层面：
正面积极地论述本民族的光荣、伟大的历史成就；重新挖掘、梳理和高度评价本民族历史人物的伟大事业，唤起自豪感；
提出美好的国家理想或发展前景，凝聚国民为此目标而共同奋斗；广泛宣扬、展示和强化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强化国民的独立国家意识；
高扬民族主义一爱国主义旗帜。几乎所有中亚国家都借助民族主义一爱国主义来凝聚国民，具体内容包括：提高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的地位，建构和强化国家象征，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各国都通过《国语法》之类的法律，强制推行民族语言的教育；在历史观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消极评价俄罗斯征服、俄罗斯化时期乃至苏联时期，强化民族独立意识。
当然，各国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也各有其具体内容。独立之初，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准备效仿土耳其，走土耳其道路，一番辗转后又开始宣扬和阐发“民族独立”意识形态，自称“乌兹别克斯坦模式”，将其视为唯一强大的、能够引领人民的模式。其具体内容包括：经济上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经济优先于政治；
在复杂的转型时期，国家是主要改革者，整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应该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在转向市场关系的同时必须对国民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分阶段建立市场关系。
土库曼斯坦于1995年获得国际认可，成为永久中立国。尼亚佐夫总统很快就提出“十年顺利”、“黄金时代”、“伟大复兴时期”等构想。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撰写《鲁赫纳玛》(意为“灵魂书”)，在中小学开设相关课程，对国民进行思想灌输和改造。直到别尔德穆哈迈多夫担任总统后，才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非尼亚佐夫化”进程，但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并未推行激进改革。
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总统提出“吉尔吉斯斯坦——我们的共同家园”的口号，对外则宣称“吉尔吉斯斯坦是人权之国”。巴基耶夫总统则提出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遗产与未来”的理念。
在巴基耶夫担任总统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提出“新史观”，论证吉尔吉斯人对现在吉尔吉斯人居住的土地拥有历史权利，并积极论证公元8世纪短暂存在过的所谓吉尔吉斯强国。
2003年，吉尔吉斯斯坦在阿卡耶夫总统倡导下庆祝了吉尔吉斯建国2200周年。根据克尼亚泽夫的观点，吉尔吉斯斯坦的意识形态还包括如下内容：吉尔吉斯人是当代吉尔吉斯斯坦国土范围内唯一的本地族群；当代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政策具有帝国和后殖民主义特点。
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1992年就发表了《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形成和发展战略》一文，在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提出了具体构想。
之后他又逐步提出了诸如“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发展纲领、建设“有竞争力的哈萨克斯坦”、“知识型国家”以及“文化遗产”和“工业创新发展”等理念；其后还提出到2050年步人50个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列的奋斗目标。
哈萨克斯坦多年来支持在泛突厥基础上实现地区一体化，也赞同欧亚联合的主张。该国2014年成立了国际突厥研究院，投人大量资金撰写哈萨克民族和哈萨克斯坦的历史。瓦利汉诺夫历史研究所甚至完成一项编撰2O卷本的哈萨克斯坦历史的学术项目。
近期，还有学者开始论证当代哈萨克斯坦与金帐汗国的继承关系，或论证阿提拉就是哈萨克民族传说中的伟大祖先阿拉什。哈萨克斯坦2014年提出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基础设施改造，被称为“光明大道”计划，2015年要庆祝哈萨克汗国成立550周年。
塔吉克斯坦在独立后不久就爆发了长达五年的内战，几乎丧失了国家认同。内战结束后，拉赫蒙总统意识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注重加强内部团结与和解，抵御外来的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塔吉克斯坦内战结束后，建立在历史叙事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建构成为战略性问题。
这种建构初期基本上以伊斯玛因一萨曼尼崇拜、索罗亚斯德教、雅利安文明认同为主体；同时，鉴于塔吉克族是中亚地区唯一的波斯语族，形式上具有对抗泛突厥主义的表象，塔国也以此向外界表明其重要性。塔国的知识界和政界精英都宣扬塔吉克族是雅利安人的后裔，着力打造伊朗一塔吉克斯坦一阿富汗三国为主体的波斯语文化圈。
可以说，1991年后中亚地区五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五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具有竞争性甚至排他性，一国的意识形态命题可能会威胁到他国的意识形态建构。
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史学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往往会形成政界精英与史学家之间的互动。由此，中亚的史学家群体实际上出现了分化，有些积极配合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有些却对相关的历史阐释做出批判。
参与意识形态建设和辩护的还有政治家。例如：塔吉克斯坦总统曾经撰写《历史之镜中的塔吉克族》、《从雅利安人到萨曼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撰写《2l世纪临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总统撰写《鲁赫纳玛》；等等。
中亚各国之间常常因历史问题而陷入冲突，不断爆发论战，而这种意识形态对抗无疑强化了民族意识。由于各国历史教学的宗旨相去甚远，以至于无法编订一部通用的历史教材。各国纷纷在历史叙述方面展开竞赛。
例如，土库曼斯坦提出自己有6000年文明史，而塔吉克斯坦史学家则将雅利安文明史追溯到8000年以上。中亚各国在1991年之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关系的复杂化，导致邻国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矛盾。
这种矛盾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众心理，对内表现为革命、内战等政治暴力，对外则往往表现为同邻国的紧张对立。这也成为各国争夺历史资源的新动力。
目前，中亚五国事实上已经发生分化。哈萨克斯坦堪称中亚的“明星”，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迅速，潜力无限；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虽然不及哈国，但是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稳步发展，堪称中亚大国；土库曼斯坦油气资源丰富，国民社会福利和保障完善。相对来说，吉国和塔国的国土面积狭小，地处山区或高山区，缺乏能源和资源，经济不景气、国民贫困。
吉国多次爆发革命，塔国也爆发了内战(1992-1997年)，经多方努力才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这种分化和不平衡有其历史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原因，其中1924年的民族划界是影响其发展的重大事件。
苏联时期的民族划界具有人为性质，但当时的行政地理区划、民族划界都是以苏联是统一国家为前提的；而当苏联解体后，大量遗留问题引起了纷争。
在中亚地区，对民族划界问题的重新审视，引发了现实的国家矛盾。塔国始终认为苏联时期的划界不公，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历史名城被错划给乌兹别克斯坦。
1947年，塔吉克族学者加富罗夫曾经撰写《塔吉克族》一书，该书表明：塔吉克族是中亚的原始居民，而突厥人则是较晚来到中亚的外来民族。其观点得到塔国学者的继承。
1991年，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拉希姆一玛索夫撰写著作《斧斫式的划界》，它与《塔吉克族：绝密历史》(1995)、《塔吉克族：同化与驱逐》(2003)一起，被称为塔吉克族“民族悲剧”的三部曲，表达了塔族的历史悲情。
他认为，1924年苏联政府进行了刀劈斧斫式的划界，之后塔吉克族被强制实施“乌兹别克化”或“突厥化”政策，被从文化中心地区排挤到了山区生活。
此后多年，玛索夫等学者认为：成立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是错误的，应该成立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应作为自治共和国加人其中；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应归属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对此当然不能认同，两国为此展开了长期的论战。许多复杂难解的现实问题也成为争论的焦点，直观地反映了国家间关系的现实。
1992-1997年塔国内战期间，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积极介入了塔国内战，乌国希望借此保持对塔国的影响力。1997年拉赫蒙总统巩固政权后，开始同乌国保持距离。塔国将国内的伊斯兰政党吸纳进政府引起乌国不满。
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一乌兹别克斯坦关系恶化，而塔国则支持俄罗斯对中亚的政策，引起乌国愤怒。塔吉克斯坦民间对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领土要求被认为是“准官方”立场，成为塔一乌关系改善的重大障碍。
此外，虽然经过多年谈判，吉一塔、吉一哈、塔一乌等国间的边界至今仍然未能勘定，边民冲突多次爆发。
2009年后，塔、乌两国中止了边界谈判，双方再次恢复谈判是在2012年2月。在塔国看来，乌兹别克斯坦刻意对塔吉克斯坦采取孤立和封锁政策，使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都依赖乌国。
乌、塔两国总理曾经公开辩论。中亚的学术论战也有其外部根源。1991年后，一些地区大国和世界性大国进入中亚，开始了对中亚的争夺，被称为新“大牌局”。
而中亚各国从自己的历史、民族、文化等条件出发制定、调整其外交方针。中亚各国意识形态的演变同外部大国的影响紧密相关，而外部大国也利用各种资源，积极影响和介人中亚的政治进程。
各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展开争夺，试图对中亚国家产生影响，而中亚各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它们来增强本国国民的认同，出现了各种推动地区一体化的方案或构想。这些构想中有由地区内大国主导的(通常指乌国和哈国)：
如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建立“中亚联盟”的构想、乌兹别克斯坦提出的“突厥斯坦——我们的共同家园”等；也有同外来的泛突厥主义一体化方案相呼应的(土耳其通常是中亚泛突厥主义的倡导者，提出“突厥世界”的构想)；
还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都曾不同程度地推动过这种构想)；
以及欧亚主义思潮和运动(如亚历山大·杜金等地缘政治学家倡导的“国际欧亚主义运动”得到哈萨克斯坦的认同和支持，并积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和关税同盟的进程)。当然，一国采取的特定方案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敌视。
2001年“9·11”事件后，中亚一时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外部争夺迅速加剧。西方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积极介入。中亚内部矛盾更趋错综复杂。
二、
中亚地区的各邻国之间都存在着问题和矛盾，其中以乌一塔关系最为紧张。学术论战涉及两国民族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乌、塔两族的族源；两族的国家组织起源、疆域范围；近代以来的民族认同和发展；1924年的中亚民族划界；等等。
关于乌兹别克、塔吉克等民族的族源问题和中亚民族划界的正当性问题。族源问题涉及某一族群在中亚的历史权利甚至建国的合法性，因而是国家问争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其问题可简单归结为：究竟谁是原住民?谁是外来者?
各方都不仅要论证己方的合法性，还要论证对方的不合法性和不正当性，甚至以推翻、否定对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作为己方正当的前提。
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共同生活数百年，难分彼此。加富罗夫在其名著《塔吉克族》一书的开篇即写道：该书“有助于理解中亚各族的传统联系，尤其紧密相关的是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
两个民族都是在共同的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塔吉克族的文化成就也是乌兹别克族的财富，正如乌兹别克族的文化成就也被塔吉克族广泛掌握一样，两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特点、习俗、民间艺术等一切都具有亲缘性，有时几乎没有差别”
但是，1991年以后，塔国史学家开始强调，塔吉克族是中亚的原始居民，而乌兹别克族是后来者，乌国僭取了塔吉克族的历史故乡。
20世纪9O年代初，乌国史学家还认为乌兹别克族是伊朗语族和突厥语族混血形成的。但是，随着塔一乌论战的展开，乌方观点迅速改变。
乌国院士阿赫玛达利·阿斯卡罗夫称，青铜时代末期突厥人已经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尽管其中也有雅利安人，但这些人都是突厥人。他由此证明，突厥人进人中亚不少于3500年，当然算是中亚的原住民。
在乌国的七年级课本中，斯基泰人、马萨赫特人以及许多东伊朗语族、外来的突厥人都被归为乌兹别克族的祖先，乌兹别克民族形成于9世纪到12世纪初。今天，塔国的雅利安人认同遭到多方诟病，但是必须指出一个事实：
苏联时期中亚学者开始论证自己是本地民族，独立后中亚各国都试图论证本民族同雅利安人存在族源关系，但是后来又都放弃了，只有塔国正式而明确地建立起了雅利安人认同。对于中亚各族、各国来说，雅利安人认同有助于确立自己作为本地民族的地位，从而拥有在祖先土地上建国的合法性。
此外，新建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古代祖先的形象来团结国民，克服地方主义和家族主义。从传统看，中亚最古老的居民是印欧人种(或称雅利安人)，这被认为是最可信的假说。各方学者都假定：雅利安人是本民族的祖先之一。
这尽管很难证实，但是同样也很难证伪。其次，雅利安人被认为具有战斗精神、热衷于征服，此种形象有助于培养民族自豪感，团结国民，克服困难；
有助于同现代文明相联系，同西方、俄罗斯乃至伊朗建立亲近关系(拥有共同祖先)。但学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有的强调伊朗语部落与外来的突厥语部落复杂的混血过程，将雅利安人与其他祖先并列；也有的强调，远古中亚就既有伊朗语部落，也有突厥语部落；还有学者将雅利安人作为祖先，
而将突厥语族作为外来人侵者；有学者承认雅利安人是祖先，但认为其最初操突厥语；还有学者认为，突厥语族早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在中亚居住，而伊朗语族来得更晚些
塔方认为，原本属于塔吉克族的、人口最稠密和肥沃的土地都被划归乌兹别克斯坦，而且乌国还在觊觎他们的文化遗产，而雅利安人认同就可以在乌、塔两国之间竖起藩篱。卡里莫夫总统曾经说过：
“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是说两种语言的同一个民族”(即“双语一族”论)，这被乌国学者多次引用，但是塔国学者对此极为反感。
1997年，有学者撰文称：乌兹别克族包括基布除克人、和卓人、撒马尔罕人、萨尔特人等族群和阶层，非常宽泛、含混；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地将不同的族群和阶层笼统地称为乌兹别克族，没有经过民族自决，1991年后乌政府沿袭了这一政策。
这引起乌方学者的激烈反驳：基布恰克人并非单独族群，乌兹别克族的自我意识也并非来自外部灌输，是很久以来自然形成的。
还有学者指出，当代乌兹别克族在人种方面非常多元，有的欧洲特点明显(即乌兹别克化了的塔吉克族)，也有的是典型的蒙古种，还有大量混血程度不同的个体。2005年，史学家伊利汗莫夫撰文追溯乌兹别克族认同的历史，认为达什提一基布恰克人和察合台突厥人是当代乌兹别克族认同的基础。
塔国史学家强调塔吉克族的起源同中亚其他突厥语族迥然不同，今Et乌国的乌兹别克族可以称之为蒙古一突厥人或蒙古一乌兹别克人，认为塔吉克族是“操波斯语的突厥族群”的说法是“大国沙文主义”论调；乌兹别克族(Y36eK)是苏维埃政权命名的，此前只有与“奥兹巴赫汗”的后裔相关的蒙古一部，乌兹别克族是在苏联民族划界后才形成的。
也有观点认为，乌兹别克民族形成于16世纪。而阿布杜拉耶夫院士则称，“乌兹别克”意为金帐汗国的贵族、武士、军功阶层，既是封号，也是族群名称，并极力证明，金帐汗国的乌兹别克汗并非蒙古人而是突厥人
金帐汗国的国语是旧乌兹别克语；乌兹别克族与俄罗斯族堪称兄弟民族，沙皇戈都诺夫、化学家门捷列夫、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等大批著名历史人物其实都是乌兹别克族
此外，乌兹别克族同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民族也都存在亲缘关系；而塔吉克族的族源同8世纪中亚的阿拉伯征服者有关，来自伊朗；雅利安人本来是印度和伊朗的军事阶层；萨尔特人并非如塔国史学家所说，是突厥化或乌兹别克化了的塔吉克族，而是可以来自所有族群和部落。
塔方学者称，乌兹别克族的祖先是突厥一蒙古部落与当地绿洲农耕族群，而塔吉克族则是雅利安人的后代。
2006年，塔吉克斯坦庆祝“雅利安文明年”，同时宣扬萨曼王朝认同，认为在萨曼王朝时期，塔吉克国族形成，并达致伊斯兰文明发展的顶峰，索摩尼是其民族英雄。
玛索夫院士认为，雅利安人是塔吉克族、伊朗人、阿富汗人的祖先，其文化远高于突厥语族。塔国学者论证的“历史上的塔吉克斯坦”或所谓“大塔吉克斯坦”涵盖今天中亚地区的大部，还包括其他地区。
玛索夫等人指责乌国学者贬低、丑化塔吉克族及其伟大的精神文化成就，将其说成伊朗化的突厥文化族群。而乌国史学家则致力于打破塔国史学家建构的“神话”，认为塔吉克族与雅利安人毫无关联。
2006年乌国学者撰写的《萨曼王朝的毁灭》论证：所谓雅利安人现在多住在不宜人类居住的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有一批操法尔斯语的“塔奇克人”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归入塔吉克族；还有一些操法尔斯语的布哈拉犹太人也被归人塔吉克族；这些人如何可能参与数千公里以外伊朗人进行的文化创造?